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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乃誠:中國考古學百年歷程

中國考古學是在中國古代金石學發展了近千年的基礎上,于20世紀初伴隨著中國近代實證史學的創立和西方考古學思想的傳入,經社會變革的催化而萌芽并快速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也是20世紀以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中發展最快的一門學科。經過百年的發展,她已成長為有著自身學術體系、學科門類齊全、研究手段先進、學術成果豐碩、富有生命力的國家一級學科。尤其是在20世紀后半葉,以其世界矚目的學術成就,步入學科發展的黃金時代。進入21世紀后,中國考古學又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時期。

中國考古學的萌芽與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1899年至1920年的萌芽期,1921年至1928年的形成期,1929年至1949年的初步發展時期,1950~1978年的全面發展時期,1979年至1999年的成熟發展時期,2000年至2020年的繼續發展時期。

一? 中國考古學的萌芽

20世紀初期,自北宋以來形成的金石學開始向古器物學發生轉變,中國考古學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開始萌芽。促使中國考古學萌芽的因素主要有個三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中國近代實證史學的創立。

中國近代實證史學的創立與金石學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金石學從北宋時期主要收集、研究古代銅器與碑刻以來,研究對象與內涵不斷擴展,在元代還產生了類似近代考古調查成果的葛邏祿乃賢的《河朔訪古記》。至1899年秋金石家王懿榮意外發現甲骨上的契刻文字后,至1917年王國維同時撞開甲骨學和商史大門,宣告中國實證史學的創立。實證史學是以新發現的文字資料結合古代文獻記載以研究、證實古代的史實。這期間的重大發現還有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西域漢晉簡牘等。取得的重要成果,甲骨文方面,有劉鶚編《鐵云藏龜》(1903)、孫詒讓撰《契文舉例》(1904)、羅振玉撰寫出版《殷商貞卜文字考》(1910)、羅振玉編《殷墟書契前編》(1913)、《殷墟書契菁華》(1914)、《殷墟書契后編》(1916),以及王國維于1917年發表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第一次證實《史記》、《世家》等對殷先公先王的記載確系實錄,使支離破碎的甲骨文成為揭開商代歷史的最可靠的史料。敦煌藏經洞方面的中國學者成果,有羅振玉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1909)與《莫高窟石室秘錄》(1909),王仁俊、蔣伯斧等亦相繼發表《敦煌石室真跡錄》、《沙州文錄》等論文,開啟了我國學者的敦煌學研究,后于1930年陳寅恪命名“敦煌學”。西域漢晉簡牘方面,主要有羅振玉與王國維合著的《流沙墜簡》,開辟了西域史地研究的新領域。

第二個方面,是西方考古學思想的傳入。西方考古學思想傳入中國有三種形式。

一是中國學者介紹西方考古學。如1990年章太炎在《中國通史略例》中首次介紹西方考古學家進行史前時期研究的情況。又如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介紹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歐洲考古學家將史前時期劃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三期。

二是西方各種形式的探險家、學者潛入我國西北、東北等地的考察并掠奪珍貴文物。如1899年瑞典學者斯文·赫定第二次進入新疆,在羅布淖爾附近發現并發掘古樓蘭遺址,獲得許多佉盧文和漢文文書及弓箭、玻璃杯、絲織品、毛織物等文物。他曾于1893~1897年取道帕米爾高原,第一次進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考察,直到羅布淖爾,又曾到達青藏高原、甘肅和內蒙古,其間繪制了500多幅地圖,為西方后續考察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1900年英籍學者M·A·斯坦因首次進入新疆考察天山南道,翌年發掘于闐尼雅遺址和斯文·赫定1896年發現的丹丹烏里克寺院遺址。1902年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隊從倫敦出發,假扮商隊進入新疆,調查拜城克孜爾石窟和庫車庫木吐喇石窟,竊取一部分壁畫與塑像,為最早發現克孜爾石窟遺書寶藏;1908年第二次進入新疆考察,次年桔瑞超在樓蘭遺址獲取魏晉時期的漢文、佉盧文殘紙、木簡,以及著名的西域長史寫給鄯善王的“李柏文書”;1910年第三次進入新疆考察,發掘樓蘭遺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后又到準格爾調查。1902~1914年間德國考察隊A·格林韋德爾、A·馮·勒科克在吐魯番和庫車調查發掘,首次發掘高昌遺存、調查了鄯善吐峪溝石窟等遺址,劫走46件壁畫殘片、佛經和雕塑,還揭取克孜爾石窟和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大量壁畫。1905~1915年英國、法國、日本、俄國等國探險學者通過敦煌藏經洞發現者王圓箓騙購3萬余件遺書、經卷寫本和繪、繡的佛畫等珍貴文物,還揭取精美的壁畫。1905年日本學者鳥居龍藏深入整個遼東半島及東北大部分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包括新石器時代遺址、貝冢、漢墓。鳥居龍藏還曾于1897年與坪井正五郎到臺灣省進行人類學和考古學調查。斯坦因于1906~1908年第二次進入新疆考察,發掘樓蘭遺址、米蘭遺址及甘肅敦煌附近的漢代烽燧遺址,1913~1916年第三次進入西北考察,調查發掘甘肅敦煌、酒泉和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烽燧遺址、西夏至元代的黑城遺址、吉木薩爾唐北庭都護府城址,以及新疆吐魯番高昌古城和阿斯塔那墓地。1906年法國學者伯希和進入新疆活動,發掘巴楚和庫車附近的杜勒杜爾和蘇巴什佛寺遺址,調查克孜爾石窟和庫木吐喇石窟,掠走了包括死文字文獻的大量珍貴文物。1907年俄國探險家П·К·科茲洛夫率領的中亞考察隊第五次進入新疆、青海、西藏等地進行地理學、考古學、民族學和動植物資源的考察,1908年調查發掘西夏至元代的黑城遺址,1923~1926年第六次考察時再次發掘黑城遺址,竊取近2000冊用西夏文、漢文及其他文字寫的文書和刻本,以及許多珍貴的古代繪畫、雕刻文物。他早在1883~1885、1888~1890、1893~1895、1899~1901四次進入新疆考察,是19世紀后期最早進入我國進行考察的外國考察隊。西方探險考察隊掠奪大量珍貴文物的行徑,引發中國學者的強烈不滿與憤慨,激發他們積極吸取西方考古學思想。后來梁啟超更是要求其次子梁思永遠赴美國學習考古學。

三是西方學者或是獨立、或是代表中國有關機構在中國內地開展考古工作,使得西方考古學思想在中國得已傳播。如1914年法國傳教士桑志華在天津建立北疆博物院,開展黃河流域及白河沿岸的古生物學和石器時代考古調查工作;法國學者色迦蘭調查陜西、四川等地的古墓葬、遺址、古建筑,并在三峽地區、樂山大佛進行考察;俄羅斯的埃德加持續在四川西部考察;1916年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安德魯斯組織考察團赴中國云南考察;1917年法國人維克多·薩加林考察秦始皇陵;1918年日本學者伊東忠太、關野貞等在江蘇、山西、浙江、河北、河南、山東等省調查中國佛教藝術、古建筑、帝王陵墓;1919年桑志華在熱河林西、赤峰一帶發現若干新石器時代遺址,次年在甘肅慶陽發現晚更新世化石層的線索,在晚更新世地層中發現3件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打制石器。這類考察,地質學的考察工作對考古學的產生作用最大。如1913年創辦農商部地質研究所、1916年組建地質調查所的丁文江推動在地質調查工作中注意收集古代文物,支持開展考古學考察工作。又如1914年由北洋政府聘為農商部礦政顧問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華的一系列考察工作,1918年在直隸房山縣周口店發現一處含動物化石的裂隙堆積的線索,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劉長山在豫西考察發現澠池仰韶村遺址,獲得600多件磨制石器。

第三個方面,是以1919年五四文化運動爆發為標志的追求民主與科學的思想解放運動對學術發展予以極大的推進。其中提倡“科學”的新文化運動,不僅是介紹和發展各門科學的具體內容,更重要的是鼓吹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結合實踐的科學方法。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得到傳播,野外考察的地質學得到快速發展,后在歷史學中還產生了批判舊史學的古史辯學派,掃除了建立“科學的中國上古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物,催發考古學的興起。

中國考古學在社會與學術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萌芽。

二? 中國考古學的形成

1921年在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的支持下,聘請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對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和北京周口店第一地點的發掘,以及對奉天錦西沙鍋屯洞穴遺址的調查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起步。而1928年10月民國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積極投身五四文化運動、學貫中西的傅斯年組建考古學組,開始進行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初創而開始形成。

1921年至1928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前,中國研究機構與有關學者開展的考古工作及其收獲,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四項:

第一,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探索。1921年6月安特生等人調查發掘奉天錦西沙鍋屯洞穴遺址,出土數十具人骨及一批石器與陶器,1924年出版《奉天錦西沙鍋屯洞穴層》。1921年10月安特生與地質學家袁復禮,依據1920年劉長山調查發現仰韶村遺址的線索,首次發掘澠池仰韶遺址,發現以彩陶為顯著特征并與磨制石器共存的遺存,后與沙鍋屯洞穴遺址的發現合并一起命名為仰韶文化。1922年又調查發掘了澠池不招寨、成皋秦王寨、??谟冗z址,由此開始了針對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安特生于1923出版《中華遠古之文化》。安特生等又于1923年6月前往青海,對青海湖沿岸、湟水等地區進行調查,發現并發掘貴德縣羅漢堂遺址、西寧朱家寨遺址以及卡約遺址。受朱家寨遺址發現墓葬并出土陶鬲等陶器的啟發,延長考察時間,擴大調查范圍,后又進入甘肅洮河等地區開展調查。至1924年秋,先后發現甘肅臨洮縣灰嘴山、辛店、馬家窯、寺洼山,和政縣半山,廣河縣齊家坪,民勤縣沙井和青海民和縣馬廠塬等一大批遺址。并在1925年出版的《甘肅考古記》一書中,將甘青地區的遠古文化劃分為齊家、仰韶、馬廠、辛店、寺洼、沙井六期。后“六期說”被中國學者否定。安特生在1921年至1924年結束聘期之前,進行了近30次規模不等的考古調查與發掘??疾斐晒?,后來還出版了《黃土的兒女》(1934)、《遠東地質學與考古學研究》(1939)、《中國史前史研究》(1943)、《朱家寨遺址》(1945)、《河南的史前遺址》(1947)等。他本人最終由地質學家轉變為考古學家。

第二,北京人的發現和北京人遺址的最初大規模的發掘。1921年8月安特生根據當地群眾提供的線索發現北京人遺址──“周口店第 1地點”,并安排師丹斯基發掘,發掘出第一顆北京人牙齒化石,1923年整理發掘物時又發現一顆北京人牙齒化石,邃引發了1927年開始對周口店遺址的包括探索古人類化石為目的的更大規模的發掘。1927年中國地質調查所與北京協和醫學院合作,由加拿大學者步達生主持、中國學者李捷和瑞典學者B·步林負責,大規模發掘周口店遺址,清理堆積物3000立方米,獲得化石材料500箱。又發現一顆完好的人牙化石,經步達生研究,命名為“中國猿人北京種”,后由葛蘭階取俗名“北京人”。1928年,由楊鐘健主持、布林與裴文中參加,繼續周口店遺址的發掘工作。清理堆積物2.8萬立方米,又發現北京人牙齒20多顆和兩件下頜骨,其中1件下頜骨上還保存3顆完整的臼齒。開始意識到這里是一個巨大的洞穴堆積,蘊藏的化石十分豐富,需要有專門的機構主持長年的發掘。

第三,中國學者主持的探索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來源及其與歷史時期中國文化的關系而進行的考古調查與發掘。1926年春,通過李濟,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與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合作,由李濟及地質學家袁復禮開展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調查。當年秋,發掘夏縣西陰村遺址。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學者主持的考古發掘,并運用探溝、探方發掘與縱、橫、深三點記錄出土物的方法。據此發掘收獲,李濟撰寫《西陰村史前遺存》(1927年)。后梁思永作為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研究生實習,整理部分發掘出土的陶片,撰寫《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1930年)。這批發掘資料至今尚未進行系統整理而未能編寫發掘報告,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第四,1927年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學者斯文·赫定等合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徐旭生和斯文·赫定分別任中、瑞方團長,經內蒙古前往新疆,進行包括考古學在內的多學科綜合考察??疾煅永m至1932年5月。其中在內蒙古百靈廟至新疆沿途的327個地點采集100多箱史前遺物;在額濟納河流域發現漢代大小城堡10余處、烽火臺100多處,發掘到1萬多支木簡(即轟動世界的“居延漢簡”)及“永元兵器簿”和“居延筆”等珍貴文物;瑞典貝格曼發現羅布泊小河墓地,亨寧拆走了一座土爾扈特人的寺院運回瑞典;黃文弼在新疆考察了漢唐時期的各種城堡、寺廟、溝渠和屯戍遺址,發掘了羅布泊北岸漢代烽燧遺址、吐魯番雅爾湖地區墓葬百余座等。1934~1935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再次開展考察,陳宗器、貝格曼等人在羅布泊地區進行調查發掘,在樓蘭遺址發掘出土絲織品和佉盧文文書等文物。后黃文弼撰寫出版《羅布淖爾考古記》(1948)、《吐魯番考古記》(1954)。斯文·赫定1935年回瑞典后整理編寫《斯文·赫定率領的中瑞聯合考察團報告書》,自1937年至1982年出版54卷。

此外,1921年,北平歷史博物館調查發掘直隸巨鹿宋代故城遺址,后發表《巨鹿宋代故城發掘記略》;1923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調查甘肅敦煌石窟;1924年,北平歷史博物館發掘河南信陽漢墓;1924年9月,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馬衡調查1923年被盜掘的新鄭李家樓春秋青銅器出土情況,推斷其為春秋時期的鄭伯之墓;10月,1923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任南開大學教授的李濟,受丁文江的建議與資助,赴河南新鄭李家樓調查春秋鄭公大墓的銅器出土情況,并作試掘,后于1926年發表《新鄭的骨》;1924年冬,馬衡調查洛陽漢魏故城南出土石經的太學遺址;1928年4月4日,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人類學專業研究生吳金鼎發現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遺址。

以上這些考古工作與發現,尤其是前四項的重大收獲,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重要的影響;加之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初組建的考古學組對安陽殷墟的第一次發掘,揭露面積132平方米,首次獲得經考古發掘出土的甲骨文784片,顯示考古學這門新興學科對于推進中國史學的發展將產生巨大的作用。

中國考古學的萌芽、形成的歷史過程表明,中國考古學研究機構的成立,是中國社會與學術發展潮流所趨,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三? 中國考古學的初步發展

中國考古學的初步發展期,以192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李濟主持考古學組開始正規考古發掘殷墟并創辦《安陽發掘報告》、以及中國地質調查所組建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中國第一個從事新生代地質、古生物和人類學研究的專門機構為開始的標志。又以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前一階段,在1929年至1934年間先后成立或組建的考古或與考古有關的工作機構與組織還有: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中國營造學社、山東古跡研究會、河南古跡研究會、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陜西考古會等。這些機構與組織積極籌劃開展考古工作,所以在1929年至1937年間,考古工作猶如雨后春筍般的展開。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有以下幾項。

第一,安陽殷墟的連續發掘,包括1928年的第一次發掘,共經歷了10年15次。其中對殷墟宮殿宗廟建筑基址的發掘占9次(即第四至第九、第十三至第十五次),發掘地點近10處。其中以小屯村北地為主,發掘2萬多平方米,揭露出50多座建筑基址,由北而南分為三大片,稱為“甲組”、“乙組”、“丙組”;另有鑄銅場所及小墓、車馬坑、祭祀等遺跡。1936年6月發現一座完整的甲骨坑(YH127),并發明套箱整取方法,出土刻辭甲骨17804片,占殷墟前15次發掘所獲24900多片刻辭甲骨三分之二多。董作賓在1933年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依據考古發掘新獲的甲骨文全面論證甲骨斷代學說,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劃分為武?。捌湟郧氨P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5個時期,從而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1934~1935年三次(第十至第十二次)大規模發掘侯家莊西北崗王陵區,共揭露清理大墓11座和祭祀坑(小墓)1221座,11座大墓都被多次盜掘,但出土文物仍屬殷墟前15次發掘中的精品,極大豐富了對晚商文化的認識。西北崗王陵的3次發掘,是20世紀50年代以前中國規模最大的考古發掘。這些發掘收獲,不僅揭示了商王朝史跡,而且展示了燦爛的晚商文明。在1931年冬第五次發掘殷墟期間,梁思永等發掘后崗遺址,開始運用考古層位學方法,開創按自然層位下挖、記錄出土物的方法,首次發現龍山文化的白灰面,發現確認仰韶文化層在下、龍山文化層居中、小屯殷墟文化層在上的三個依次疊壓的地層關系(即“三疊層”),一舉確定殷墟文化、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年代關系,為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研究奠定了基礎。梁思永于1933年發表《小屯龍山與仰韶》。

第二,1929年至1934年裴文中負責周口店遺址的發掘工作。發現第一個北京猿人頭蓋骨,震動國際學術界,奠定了中國猿人在人類演化史上的科學地位,還發現用火遺跡與大批人工打制石器,解決了北京人制作石器工具問題,確認中國猿人的文化遺存,進一步確立直立人在人類進化序列中的地位。1932年裴文中改革發掘方法,將漫掘作業改成以探溝和探方發掘、記錄出土物的考古發掘方法。發現發掘山頂洞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獲得山頂洞人化石材料至少代表8個個體,包括3個完整頭骨;還發現并發掘比北京人年代更早的周口店第13地點。1934年裴文中撰寫出版《周口店洞穴層采掘記》。1935年賈蘭坡開始主持周口店遺址的發掘,又發現3個保存完好的北京人頭骨化石。周口店遺址前后10年發掘獲得40個個體的北京人化石和8個山頂洞人化石等大量珍貴文物與資料。這批資料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后,被美國人弄得下落不明。

第三,探索商文化的源頭,發掘城子崖遺址與兩城鎮遺址,確立龍山文化。1930年冬與1931年10月,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組兩次發掘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遺址,揭露面積近2000平方米,發現以薄黑有光澤的黑陶為特征并與磨制石器共存、被認為是起源于東方而與仰韶文化不同系統的遺存,命名稱“龍山文化”,并由梁思永確定體例,于1934年編著出版了中國第一部考古報告集《城子崖: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1936年5~7月梁思永、劉燿發掘1934年發現的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發現龍山文化50多座墓葬,出土精致的玉鉞、綠松石頭飾和制作精美的蛋殼陶杯等一大批遺物,是1949年以前發掘獲得遺物最豐富的一處龍山文化遺址。

第四,開創周代考古。1932年4月河南古跡研究會對??h辛村、淇縣大賚店等地進行連續的調查與發掘。至1933年秋,郭寶鈞四次發掘辛村墓地,清理西周至春秋時期衛國墓葬82座及一批大小車馬坑,墓葬隨葬銅器銘文中有“衛侯”、“衛(師)”、“成周”、“侯”等字,可證實該墓地為衛國貴族墓地。開創了周代考古的先河。后由郭寶鈞編寫《??h辛村》(1964年出版)。1935年6月郭寶鈞又發掘河南汲縣山彪鎮戰國墓,11月發掘輝縣琉璃閣戰國墓,至1937年3月揭露的甲、乙兩座大墓可能為夫婦異穴合葬墓。后郭寶均整理山彪鎮與琉璃閣發掘的墓葬資料,編寫《山彪鎮與琉璃閣》(1959年出版)。

第五,開展關中地區周秦遺址調查與發掘,明確西周文化特征,追尋先周文化遺存。1933年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由徐旭生率領前往陜西關中地區調查周秦遺址,翌年對寶雞斗雞臺遺址進行兩次發掘,其中在戴家溝東區揭露近1000平方米,發現56座周代小墓,有40座墓隨葬有陶鬲,是當時出土陶鬲數量最多的一處墓地。蘇秉琦通過對陶鬲的研究,確立45座為西周或早于西周的周人墓。后由蘇秉琦編寫考古報告???,于1941年先期公布《瓦鬲的研究》,1948年出版《斗雞臺溝東區墓葬》及附錄《瓦鬲的研究》,1954年由中國科學院印制《斗雞臺溝東區墓葬圖說》。

第六,探索杭州灣地區的史前文化遺存,發掘良渚遺址。1935年春西湖博物館發掘杭州老和山古蕩遺址,開始揭開浙江地區史前文化遺存的面紗。1936年冬西湖博物館施昕更兩次發掘余杭良渚鎮附近的棋盤墳遺址,發現黑陶壺、豆、石刀等良渚文化遺存;翌年3月發掘良渚、荀山四周及長明橋、鐘家村等幾處史前遺址,發現與龍山文化相似又有顯著區別的以黑陶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首次確認了長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后由施昕更編寫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1938)。

這期間其他的重要考古工作還有:1930年,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和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合組燕下都考古團,由馬衡率領調查發掘燕下都遺址;山西公立圖書館等單位發掘山西萬泉閻子圪塔漢汾陰后土祠遺址;梁思永開展東北地區的考古,調查、試掘黑龍江齊齊哈爾昂昂溪史前遺址,對西喇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進行考古調查。1931年,山西公立圖書館等單位進行山西萬泉縣長約25公里范圍內的調查,發現十多處遺址,并發掘荊村仰韶文化遺址。1932年,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等調查山西大同云岡石窟,1937年在山西五臺縣發現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所建佛光寺大殿,為當時所知年代最早的中國古代木構建筑。1933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組石璋如、王湘兩次發掘??h劉莊村遺址;華西聯合大學博物館試掘四川廣漢月亮灣遺址,翌年再次發掘。1933年,董作賓調查山東臨淄齊國故城和滕縣滕國故城。1934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組調查河南鞏縣廣武遺址并發掘青臺遺址與峨眉嶺遺址,調查安徽壽縣楚器出土地李三孤堆及壽縣境內新石器時代遺址和壽春故城等遺址;陜西考古會發掘位于西安陜西省民政廳內院的唐中書省遺址,發現宋呂大防刻唐大明宮、興慶宮圖殘石,后又在西安市南門小湘子廟街發現宋呂大防刻唐太極宮石刻圖。1935年,翁文灝、楊鐘健、裴文中等在廣西調查,發現并發掘武鳴縣苞橋、芭勛、騰翔和桂林縣附近4處洞穴遺址;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組開展對豫北的調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調查江蘇南京市附近的六朝陵墓和河南洛陽龍門、安陽寶山等石窟;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調查、勘察河北邯鄲南北響堂山石窟。1936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組李景聃、趙青芳等調查、發掘河南永城造律臺和黑孤堆龍山文化遺址;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組與國立北平圖書館發掘洛陽漢魏故城南太學遺址,獲得一批石經。

此外,郭沫若研究商代甲骨文與兩周青銅器獲得重大突破。1929年先后寫成《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辭中的古代社會》兩文,1933年編輯出版《卜辭通纂》,1937年編輯出版《殷契粹編》,兩書集中了殷墟科學發掘以前出土甲骨文的珍貴部分。1932年撰寫出版《兩周金文辭大系》,創立青銅器研究的標準器斷代法。

后一階段,中國有關學術研究機構與組織的考古工作主要在抗戰大后方的云南、四川以及西北地區的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進行。重要的有以下幾項。

第一,開展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帶的考古調查和發掘。1938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組蒼洱古跡考察團,由吳金鼎主持,王介忱、曾昭燏參加,開展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帶的考古調查。至1940年6月進行了三次考古調查與發掘,發現38處遺址,其中21處為史前遺址、8處為南詔時期遺址,發掘了7處遺址。后由吳金鼎、曾昭燏編寫《云南蒼洱境考古報告》(1942)。

第二,開展川康考古調查與發掘。1941年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合組川康古跡考察團,由吳金鼎主持開展川康境內考古調查發掘工作,至1942年12月發掘彭山江口鎮豆芽房漢代崖墓21處,豆芽房東北的砦子山漢代崖墓39處,砦子山東北的陳家扁雙洞花磚墓、石人洞墓等,江口鎮李家灣漢代崖墓9處,江口鎮牧馬山墓地等。后由南京博物院編寫《四川彭山漢代崖墓》(1991)。

第三,1942年至1943年春,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四川省立博物館合作發掘前蜀皇帝王建陵墓。后由馮漢驥編寫《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1964)。

第四,1942年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理研究所合組西北史地考察團,由勞幹、石璋如考察甘肅敦煌縣附近和額濟納河流域漢代長城和烽燧遺址,并測量敦煌千佛洞,發掘敦煌古董灘遺址和察克圖烽燧遺址、陽關墓地。

第五,1943年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史地組向達、夏鼐、閻文儒調查甘肅敦煌、洮沙、民勤等地。至1945年11月,夏鼐與向達發掘敦煌佛爺廟北朝時期墓地、敦煌月牙泉六朝與唐代墓地、玉門關小方盤城并確定了漢代玉門關的確切位置;夏鼐與閻文儒發掘甘肅大方盤長城遺址并發現晉碑,發掘民勤沙井遺址、武威縣南山喇嘛灣唐代吐谷渾慕容氏墓葬;夏鼐進行洮河流域考古調查發掘,發掘臨洮寺洼山遺址和寧定陽洼灣齊家文化墓地,首次清理齊家文化的兩座墓葬,確認甘肅仰韶文化早于齊家文化,徹底糾正被安特生顛倒二者年代關系的錯誤,為建立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正確年代序列奠定了基礎。

第六,1947年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裴文中等開展對甘肅渭河、漢水上游、洮河流域、河西走廊和蘭州附近史前遺址的考古調查與試掘,至1948年新發現70多處遺址。后裴文中撰寫《甘肅考古報告》。

開展的其他考古工作還有:1938年夏馮漢驥開展岷江上游羌族地區民族學與考古學考察工作,并在汶雁鄉清理一座石棺葬,開創了川西北高原考古發掘工作,后撰寫《禮藩的石棺葬》一文;1942年4月尹達(劉燿)在陜西延安縣附近大砭溝發現龍山文化遺址;1943年2月至8月石璋如在陜西進行調查,在灃水一帶發現豐鎬村、張家坡、靈臺等20多處周代遺址,并試掘豐鎬村等遺址,發現彩陶、石灰面等遺存,后撰寫《關中考古調查報告》(1956)。1946年尹達在河北邯鄲縣附近清理一座漢墓,第一次發現散亂的漢代玉衣片;1948年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試掘吉林西團山石棺墓。此外,1941年容庚撰寫出版《商周彝器通考》。

中國考古學的初步發展時期,主要是圍繞早期人類、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探索商代歷史并揭示商王朝史跡及其淵源,以及兩周文明這四個方面的研究而展開,還開展了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的一些小規模的考古工作。這些考古工作和成果展示了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五彩繽紛的喜人前景。其間一系列重大發現,立即引起世界學術界對中國考古學的關注。在一系列的考古工作與研究中,當時一些年輕的中國考古學者即嶄露頭角,成為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如李濟、董作賓、裴文中、黃文弼、郭寶鈞、梁思永、吳金鼎、尹達、石璋如、鄭德坤、馮漢驥、林惠祥、夏鼐、曾昭燏、高去尋、賈蘭坡、蘇秉琦、李文信、閻文儒等。其中在學術界影響最大的是:裴文中發現北京猿人化石;李濟全面主持殷墟發掘并統籌中國的田野考古,以及對殷墟出土器物的類型學研究;梁思永引進當時先進的考古層位學與類型學方法,解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殷商文化的年代關系,以及殷墟王陵的大規模發掘;董作賓整理殷墟發掘出土的甲骨,開創甲骨文的斷代研究;夏鼐改訂齊家文化的年代,糾正安特生關于中國史前文化分期體系的錯誤。還有郭沫若創立標準器斷代法等。

經過初步發展時期的發展,中國考古學的基本隊伍形成,探索對象十分清晰,研究方法逐步改進并不斷完善,并創辦了學科刊物《田野考古報告》(后改名《中國考古學報》)和《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公布研究成果,令國內外學術界刮目相看。中國考古學在初步發展時期,就趕上了國際考古發掘與研究的先進水平。脫胎于金石學的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研究,在考古學理念和方法的影響下,以郭沫若、唐蘭、容庚為代表,也已開辟新的局面。

四? 中國考古學的全面發展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考古學開始進入全面發展的時代標志。1949年秋,中國科學院成立,并在同年秋和翌年春分別恢復對周口店遺址和安陽殷墟的發掘;中央文化部則設立了文物局。1950年,中國科學院建立考古研究所;1952年,新生代研究室劃歸中國科學院領導(1953年改組為古脊椎動物研究室,1957年改為研究所,1959年定名為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配合新中國的建設,田野考古工作已不能局限于周口店遺址和安陽殷墟,各地在1950和1951年,相繼開展了河南、陜西、江蘇,以及山西雁北和東北等地的考古調查,還發掘了資陽人化石、豫西澠池縣仰韶村與不召寨和成皋縣青臺與點軍臺遺址、長安客省莊遺址、淮安青蓮崗遺址、依蘭倭肯哈達洞穴遺址、吉林西團山石棺墓、江寧湖熟鎮遺址、輝縣琉璃閣車馬坑與固圍村大墓、長沙近郊漢墓、遼陽棒臺子與三道壕漢魏時期壁畫墓、南唐二主陵墓、禹縣白沙宋墓等,發現二里岡等重要遺址,揭啟了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考古工作的序幕。

20世紀50年代初,百廢待舉。新中國考古事業的開展,關鍵是田野考古工作人員開展田野考古工作,但田野考古工作人員奇缺。以開展田野考古工作的方式培養田野考古工作人員,成為當時的工作重心。夏鼐于1950年7月10日到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之后即計劃田野工作的開展。于1950年10月12日至1951年1月22日開展了河南輝縣發掘,安排蘇秉琦、安志敏、王星垣、王伯洪一組發掘琉璃閣,安排郭寶均、王仲殊,馬得志、石興邦一組先發掘黃家墳后發掘固圍村,并在實際工作中,夏鼐手把手地傳授考古發掘方法,檢查發掘記錄,并親手在琉璃閣第一次成功清理出完整的戰國木車。1951年4~7月夏鼐率領安志敏、王仲殊、馬得志等前往河南西部地區進行為期3個月的考古調查與發掘。1951年10月至翌年2月夏鼐率領安志敏、王伯洪、石興邦、王仲殊、陳公柔、鐘少林等在長沙近郊發掘戰國、兩漢及唐宋墓葬。后夏鼐又主持并指導他們編寫《輝縣發掘報告》和《長沙發掘報告》。夏鼐將他在英國、埃及學習與工作形成的一整套田野考古工作方法,結合中國田野考古工作形成的特點與經驗,包括田野考古調查、發掘、記錄、整理、編寫發掘報告等,通過具體的工作進行傳授。一批田野考古新人迅速成長,其中安志敏、王伯洪、石興邦、王仲殊、陳公柔得“五虎將”美名。夏鼐還通過1951年春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講授考古學通論與考古方法、通過在1952年7月開辦的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以及同年10月北京大學歷史系創辦的考古專業講授田野考古方法,使得一大批掌握了田野考古工作方法的新人在全國范圍內按照夏鼐傳授的田野考古操作規程開展考古工作,這批新人們還不斷地傳授于新人。新中國的田野考古經夏鼐的精心傳授與培養,健康地發展起來并逐步形成規模走向成熟。新中國成長起來的考古學家,尤其是50年代成長起來的考古學家,田野考古的理念與方法,幾乎都受教于夏鼐的傳授。

舉辦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以及創辦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是新中國初期快速培養全國考古人才的主要途徑。

1952年7月至1956年由中央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聯合舉辦四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培訓在職干部341人,充實了各省區的考古工作隊伍。夏鼐、裴文中、賈蘭坡、郭寶鈞、蘇秉琦、宿白、安志敏、石興邦、王仲殊等在考古訓練班上講授專業課,白萬玉、徐智銘、趙銓等人員講授具體操作技術。1952年10月在文化部文物局和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支持下北京大學創辦考古專業,并由考古研究所派遣蘇秉琦長期兼任考古專業主任,開始幾年的專業課程與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的專業課程相同,并增加了閻文儒、林耀華、徐邦達、郭義浮、鐘少林等講授專業與技術,為新中國的考古事業,源源不斷地培養輸送專業人才??脊殴ぷ魅藛T訓練班與考古專業的創辦,為新中國第一批考古專業人員的成長奠定了專業知識基礎和敬業的工作態度,而各位講課學者在講課過程中不斷修改、完善的講稿,對中國考古學做了最早的理論概括和綜合研究。1958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出版了《考古學基礎》,成為田野考古工作的指南。

新中國的考古研究學術平臺也得到了同步發展。文物局于1950年創辦《文物參考資料》(1959年更名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55年創辦《考古通訊》(1959年更名為《考古》,加上恢復的《考古學報》(1953年由原《中國考古學報》更名),形成了中國考古學界的三大雜志。1957年文物局還組建了文物出版社,與科學出版社一起承擔著中國田野考古??某霭嫒蝿?。

學科的發展需要理論的引導。新中國考古工作的迅猛開展,新發現不斷涌現,尤其是新石器時代遺存的大量發現,學科面臨了在大量考古資料的基礎上如何建立各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編年與譜系問題。1959年,夏鼐及時發表《關于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一文,指導對已發現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的命名及編年研究。1963年,尹達發表《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長篇論文,總結了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成果,指明了研究方向,將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遺存的研究,引上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

人才隊伍與學術研究平臺的及時建設,為中國考古學學科的發展提供了保障。在這一時期的前段(1950~196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室(所)配合黃河水利工程開展了大規模的田野考古工作,南京博物院在華東地區開展工作,其他各省區文物部門亦積極尋找線索開展考古工作。這時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地域上已涉及到全國范圍,年代方面從170萬年的元謀人一直到明清各個時期。并且初步形成了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商周時期、秦漢、三國至明清五大段的研究特色。

舊石器時代考古與古人類研究,從距今50萬年左右的北京人上溯至100萬年前的藍田人以及170萬年的元謀人,下延至柳江人等晚期智人,發掘山西丁村、貴州觀音洞、靈武水洞溝、朔縣峙峪等一批重要遺址,舊石器文化從北京周口店擴大到整個華北、華南、西南與東北地區。

新石器時代考古完善了仰韶文化分期與分類的研究、解決了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關系,確立了大汶口文化及其與龍山文化關系,弄清楚甘青地區的文化編年。在遼西、長江中下游地區及華東、華南等地區也展開了工作,積累了大量資料,確立了若干個新的考古學文化,初步明確了這些地區公元前4000年以來的新石器文化特征。尹達出版了《中國新石器時代》。

商周時期考古,從商代晚期的殷墟上溯至早商文化的二里岡、二里頭,并發掘明確鄭州商城、開始探索夏文化,發現岳石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開展了豐鎬遺址、東周王城、晉國都城考古,發掘了洛陽中州路東周墓地、信陽長關臺楚墓、長江下游地區土墩墓,以及一批諸侯墓葬,發現了一批重要的青銅器窖藏,以及侯馬晉國盟誓遺址與鑄銅遺址、戰國鐵范等遺存。陳夢家發表《西周銅器斷代》,并出版了《殷墟卜辭綜述》。

秦漢考古,開展漢長安城、東漢洛陽城的有規劃的發掘工作,發掘了長沙仰天湖楚墓、廣州漢墓、戰國至西漢時期四川船棺葬、成都天回山東漢崖墓、云南滇王墓、洛陽西漢壁畫墓、密縣打虎亭漢墓、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陜北與南陽及山東漢畫像石墓、咸陽楊家灣漢高祖長陵陪冢兵馬俑坑、鞏縣鐵生溝漢代冶鐵遺址與南陽瓦房莊漢代冶鐵遺址與鑄銅遺址;勘探秦咸陽遺址與秦始皇陵區,以及漢代的一些地方城址。再次開展新疆地區的考古工作。陳夢家進行居延漢簡的研究,并執筆撰寫了《武威漢簡》。

三國至明清時期考古,對漢魏洛陽、六朝建康城、隋唐長安城與洛陽城遺址、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遼中京遺址、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開展系統地考古工作,發掘了南京郊區東晉家族墓、西安郊區隋唐墓、唐乾陵陪葬墓、北燕馮素弗墓、敦化六頂山坡渤海王族和貴族墓地、遵義南宋播州土司墓葬、侯馬金代雕磚墓、北京明神宗定陵等重要的陵墓,開展古代瓷窯址、石窟寺,以及西藏文物調查工作。

1965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成的全國第一個14C測年實驗室,開始進行測試工作。體質人類學、古代氣候與環境、古代動物與植被,以及農作物、器物的成份分析等各種科技手段,開始在考古學中應用并發揮著作用。

各個時期的考古學研究成果的涌現,使中國考古學學科迅速發展。在20世紀60年代初,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配合教學,及時組織撰寫了《中國考古學》教材,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總結50年代的考古成果,組織撰寫了《新中國的考古收獲》。而50年代初成長起來的一大批考古學家,在梁思永、夏鼐、裴文中、郭寶鈞、尹達、曾昭燏、賈蘭坡、蘇秉琦等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的帶領下,在這時期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發揮,如宿白、安志敏、石興邦、王伯洪、王仲殊、馮先銘、安金槐、陳公柔、馬得志、鄒衡、呂遵諤、張云鵬、吳汝祚、蔣若是、麥英豪、趙其昌、劉敦愿、羅宗真、蔣贊初、黃宣佩、朱伯謙、金學山、林壽晉、俞偉超、黃展岳、楊建芳、徐蘋芳、劉觀民、張長壽、李仰松、趙芝荃、謝端琚、張學正、張彥煌、張忠培等。

在這一時期的后段(1966~1978),中國考古學因“文化大革命”的開展而中斷了快速發展的勢頭。但一些考古工作在1967~1971年仍然逐步的開展。例如:舊石器時代考古方面,發掘了湖北大冶石龍頭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存;新石器時代考古方面,發掘了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山東鄒縣野店大汶口文化墓地、湖南澧縣三元宮大溪文化晚期墓地;商周考古方面,發掘了殷墟西區墓葬、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陜西周原莊白村等窖藏青銅器;秦漢考古方面,發掘了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咸陽楊家灣西漢墓、曲阜九龍山西漢魯王墓、廣西合浦漢墓、河北安平東漢壁畫墓;三國以后考古方面,發掘了武威雷臺晉墓、隋唐東都含嘉倉、唐昭陵陪葬墓尉遲敬德墓與鄭仁泰墓、唐乾陵陪葬墓章懷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五代后蜀皇帝孟知祥墓、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銀器窖藏、元大都和義門甕城門址、成都鳳凰山蜀世子朱悅燫墓等。

1972年后考古工作逐步恢復正常,三大雜志復刊,吉林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以及武漢大學、山西大學、鄭州大學相繼設立考古專業,四川大學在1960年設立考古專門化的基礎上成立考古專業,西北大學恢復1956年創辦的考古專業,1973年國家文物局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考古發掘工作的管理的通知》,并且再次印發國務院1964年批準的《古遺址古墓葬調查發掘暫行管理辦法》。而在臺灣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了“臺灣考古研究室”以開展田野考古工作。

在1972~1978年的六七年間,重大發現頻頻問世。如舊石器時代考古,發掘了四川漢源富林、內蒙古呼和浩特大窯、山西陽高許家窯、遼寧喀左鴿子洞和營口金牛山及本溪廟后山、貴州興義貓貓洞和普定穿洞,河北陽原虎頭梁和小長梁,湖北鄖縣龍骨洞、山西沁水下川、柳州白蓮洞等遺址與地點,發現了“大荔人”。

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了臨潼姜寨、渭南史家、鄭州大河村、吳縣草鞋山、密縣新開流、桂林甑皮巖、曲江石峽、沈陽新樂、日照東海峪與膠縣三里河、余姚河姆渡、滕縣北辛、兗州王因與諸縣呈子、臨汝煤山、湯陰白營、永城王油坊、長島小珠山、枝江關廟山、房縣七里河、昌都卡若等遺址,阜新胡頭溝紅山文化積石冢,民和核桃莊、樂都柳灣、蘭州王保保城、廣河齊家坪與貴南尕馬臺馬家窯文化及齊家文化墓地,再次發掘寶雞北首嶺遺址;尤為重要的是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武安磁山、新鄭裴李崗遺址,開始發掘秦安大地灣遺址,以及為開展夏文化探索而發掘的登封王城崗與襄汾陶寺遺址。

商周考古,發掘了偃師二里頭遺址、夏縣東下馮遺址、敖漢旗大甸子墓地、清江吳城遺址、閩侯黃土侖遺址、黃陂盤龍城遺址、鄭州商城遺址、藁城臺西遺址、殷墟婦好墓與王陵區祭祀坑、小屯南地甲骨、洛陽北窯西周鑄銅遺址、岐山董家村與臨潼段村等包括記錄武王征商史實的利簋等西周銅器窖藏、寶雞茹家莊西周墓、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黃陂魯臺山兩周遺址和墓葬、臨淄春秋齊國大墓、莒國貴族墓、曲阜魯國故城、趙都邯鄲外廓城、邯鄲趙國王陵、平山中山王墓、江陵楚都紀南城、江陵天星觀楚墓、淅川下寺楚墓、固始侯古堆大墓、隨縣曾侯乙墓、淮陰高莊戰國墓、夏縣禹王城遺址、大冶銅綠山礦冶遺址、鳳翔雍城和秦公陵墓、楚雄萬家壩春秋時期墓葬、涪陵小田溪巴國貴族墓、杭錦旗戰國早期匈奴墓,等等;開展周原遺址的大規模發掘。

秦漢考古,先后勘查或發掘了秦咸陽宮與秦始皇陵園、云夢睡虎地秦漢墓、漢長安城武庫、長沙馬王堆漢墓、長沙陡壁山長沙王后曹墓與象鼻嘴長沙王墓、江陵鳳凰山漢墓、北京大葆臺漢墓、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臨沂銀雀山漢墓、南陽唐河畫像石墓、額濟納河流域漢代烽燧遺址(包括23000余支木簡)、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包括一批醫藥簡牘)、天津武清東漢雁門太守鮮于璜墓、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漢魏洛陽城太學與靈臺遺址、鄭州古滎鎮漢代冶鐵遺址與溫縣西招賢漢代鑄鐵遺址、貴州赫章可樂秦漢時期墓地、西昌大石墓、新疆塔什庫爾干香寶寶墓地等。

三國至明清考古,先后發掘了嘉峪關魏晉壁畫墓、北魏永固陵、山西壽陽北齊順陽王庫狄迴洛墓、磁縣北齊高潤墓、東魏茹茹公主墓、集安洞溝高句麗墓群、唐長安城明德門與青龍寺、唐高祖獻陵陪葬墓、隋唐洛陽天堂遺址、隋唐揚州城、遵義播州土司楊氏家族墓地、合肥北宋包拯及其家族墓、寧夏西夏8號陵、宣化下八里村遼張世卿等墓、法庫葉茂臺遼墓、庫倫遼代壁畫墓、福州南宋黃昇墓、金壇南宋周瑀墓、大理崇圣寺三塔、金代蒲峪路故城、元代昭勇大將軍張弘綱墓葬、明益端王朱祐檳夫婦合葬墓、遵義播州土司楊氏家族墓地,以及景德鎮窯、屈斗宮窯、銅官窯等瓷窯址。還開展了泉州南宋沉船、西沙群島的考古工作,以及北京地區歷史地震調查工作。

這六七年的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幾乎超越了1950~1971年二十多年的考古發現,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考古學五大段的內容,中國考古學的學術體系由此可以建立起來。

五? 中國考古學的成熟發展時期

1979年4月,中國考古學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考古學進入成熟發展時期。這時期進一步重視學科隊伍建設與學術研究平臺的建設,堅持以田野考古工作作為學科發展的基礎,重點發掘遍及全國各個省區,進一步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加強綜合研究力度,加強現代科學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探索考古學研究的基礎理論與方法,考古學研究取得了空前收獲,從而更加充實中國考古學的學術體系。

這個時期是中國考古學學科隊伍發展最為迅速、研究成果最為豐盛的時期。二十個省區相繼成立了獨立的考古研究機構,并開始承擔為配合學術研究而開展的主動發掘任務。全國考古專業研究人員由20世紀70年代末的七八百人,至20世紀末增加至3000人。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后,有10多個省區也相繼成立了省級考古學會或專門研究會,定期組織學術研究活動,學術氣氛空前活躍。從1984年起逐年編輯出版《中國考古學年鑒》,及時公布考古研究動態與新發現信息。

在前一階段后期大量重要考古新發現涌現、不斷充實中國考古學內涵的基礎上,于70年代末,在夏鼐主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寫了《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后來又集中全國考古學界的力量,編撰了《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這兩部大型綜合性考古學著作的問世,是中國考古學學術體系形成的重要標志。夏鼐作為這兩部著作的主編,付出了極大的精力。而后一部著作的各分支學科編寫組主編、副主編、成員亦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1978~1999年,出版了上百部田野考古報告和考古學研究專著,一些研究機構相繼創辦考古文物專業刊物。如《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人類學學報》(1982)、《文物春秋》(1989)、《文物季刊》(1989)、《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北方文物》(1981)、《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1989)、《福建文博》(1979)、《江西歷史文物》(1979擴編)、《農業考古》(1981)、《華夏考古》(1987)、《中原文物》(1981年公開發行)、《江漢考古》(1980)、《四川文物》(1984)、《考古與文物》(1980)、《文博》(1984)、《敦煌研究》(1981),以及《考古學集刊》(1981)、《北京文物與考古》(1983)、《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學刊》(1981)、《湖南考古輯刊》(1982)、《史前研究》(1983)、《南方民族考古》(1987)等。發表了上萬篇考古發掘簡報和論文,中青年作者的比重逐年增加。

1979年以后,由于研究隊伍的充實,學科配置的完善,中國考古學的各分支學科發展迅速。在實事求是、以田野考古工作作為學科發展基礎的思想指導下,獲得許多重大發現,如距今萬年前后的文化遺存、紅山文化晚期與凌家灘文化及良渚文化的一批以隨葬玉器為主要特征的高規格墓葬、數十座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夏文化的全面探索、早商都城、兩周諸侯墓地,以及秦漢及其以后的城址、陵寢、大型墓群、宮殿遺址等,填補了一個又一個的研究空白。臺灣則于1996年開始對臺南科學工業園區進行大規模的搶救性發掘。各分支學科的發展勃勃生機。出土的大量文獻資料,豐富了歷史研究的素材。同時開始注重對考古學研究理論與方法的總結與探索,進一步發展現代科學技術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開展中國文明起源研究,開始探索從考古學角度揭示中國傳統古史中“五帝時代”的途徑與方法。

中國考古學的理論體系也在這時期得到完善。1985年,夏鼐與王仲殊為《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撰寫的特長條《考古學》,從考古學學科的定義和特點、學術發展史、考古學的方法、考古學的分支及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等方面,從理論高度全面闡述了中國考古學的學科定位、特點、理論與方法、技術與手段,以及學科發展的方向。蘇秉琦則在夏鼐早年提倡的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運用“考古學文化”的理論與實踐基礎上,于1981年形成了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理論,以求揭示中國復雜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結構及其演變發展。蘇秉琦、石興邦、俞偉超、張忠培、嚴文明等還對考古層位學與考古類型學研究方法的應用進行總結。

考古層位學與考古類型學,是考古學研究遺跡、遺物年代的兩個基本的分析方法。自20世紀30年代經梁思永引進并實踐以來,在中國考古學研究實踐中得到不斷的充實與發展,形成了適合研究中國古代復雜多變的文化面貌、具有中國考古學特色的研究方法。在80年代初,一些年輕學者探索應用概率論等數學分析手段,以加強發展考古類型學的分析與研究的方式,引發了一批學者對研究方法的探索。后又引進計算機技術參與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80年代還開展了對新石器時代人口的研究。一批青年學者則編譯國外的有關研究成果,促進了對考古學研究理論與方法的進一步探索與應用。

現代科學技術的應用,以年代測定最為顯著。自1965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成14C測年實驗室和1972年以來測年數據的逐年公布,促進了考古學文化編年研究的細化。同時,進一步應用現代自然科學中其他年代測定技術,如古地磁法、裂變經跡法、熱釋光法、電子自旋共振法、鈾系法、氨基酸外消旋法等。仇士華、蔡蓮珍又引進高精度樹輪校正方法,1992年編輯出版了《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20世紀90年代,北京大學建成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等,使得14C測年方法應用更為廣泛,測定的年代數據成為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年代序列研究和夏商基本年代框架建立的重要依據。而古物成分分析技術應用的發展,使得一些交叉學科得到了有效的發展,如冶金史研究、陶瓷研究。此外,地面及空中探尋古代遺址及遺物的勘測技術,如利用電阻率儀勘探技術、地質雷達掃描技術、電磁法異常技術、航空遙感與地學分析相結合技術、衛星與航片及圖像處理技術、水下勘測技術等,都大顯身手。其他人文學科如人類學、人口學、民族學、民俗學、語言學等理論和方法也開始引入考古學研究,以探討古代社會的人口與組織結構。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還開始了分子生物學在人類學研究中的應用,微磨損分析與模擬實驗考古也相繼得到重視。這些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使考古學研究深入到古代社會與環境的各個方面,極大地充實、豐富了中國考古學的內涵。

六? 中國考古學的繼續發展時期

進入21世紀,國家對考古學投入的不斷增加,現代科學技術對考古學的全面滲透,促使中國考古學以全面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為特征而進入繼續發展時期。經20年的發展,形成了以下這些具有時代特征的現象。

第一,國家政府有關部門與有關研究機構組織實施大課題項目,帶動考古學發掘與研究的全面開展,引導著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方向。如2000~2003年實施的科技部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預研究”,2004~2016年實施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16年國家文物局開始組織實施的“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2019年再度啟動實施“中華文明探源”項目等。其中以“考古中國”為題支撐開展的“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長江中游地區文明進程研究”、“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以及2020年啟動的“夏文化研究”等項目,將以持續、系統的考古工作推動相關領域研究,建立中國境內人類起源、中華文明起源和中華文明形成的年代框架,分析多元一體中華文明格局的形成動因、構成要素和發展規律,以及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在這些大課題項目實施過程中,產生了一大批耳目一新的考古新發現成果。其中200項成果被評為每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種大型課題項目,因有國家政府有關部門的有力支撐,實施得到保障,使得中國考古學得到飛速發展,并且成為21世紀最初20年中諸人文社會學科中發展最快的一門學科。

第二,田野考古工作與研究全面應用現代科學技術。在前一階段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的基礎上,伴隨著電子計算機技術應用的普及,田野考古的一系列工作,包括調查、勘探、發掘、測量、繪圖、計算、分析等常規的考古工作已盡量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其中,精細發掘清理的實驗室考古運用而生并逐漸推廣,如先后進行了翼城大河口西周墓、盱眙大云山漢墓、高青西周車馬坑、新建墎墩漢墓、揚州隋煬帝蕭后墓、遵義播州土司楊階夫婦墓、呼倫貝爾崗嘎和謝爾塔拉古代墓葬、唐李倕墓冠飾、周原西周“豪華馬車”、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青浦福泉山吳家場良渚文化墓葬、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墓葬、南昌西漢?;韬顒①R墓、棗陽郭家廟東周墓、泰興黃橋明代墓葬、“南海一號”沉船等的實驗室考古發掘清理,在清理、揭取、保護文物與獲取更多的發掘信息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預計這種實驗室考古的方式,以后將創造條件直接在發掘工作的遺址上開展,成為重要遺址研究、保護和展示的重要前提工作,2020年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再度發掘開始了這方面的有益嘗試??脊艑W研究方面,越來越多地引入自然科學方面的有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以及研究人員。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1995年設立考古科技中心之后,2000年以來,在全國許多考古研究機構相繼成立了配置有各種自然科學方面專業人員與分析儀器設備的科技中心??脊抨犖橹械淖匀豢萍既藛T的比重逐年增加,科學技術應用的范圍更為廣泛,極大地推進了考古學的發展。其中2004年至2016年開展的科技部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這方面發揮的推動作用最大。各種現代科學技術在考古學中的廣為運用和相關學科對考古學的滲透,促使一些新興分支學科逐步形成。其中通過分析地質地貌、植被等復原古代遺址自然環境面貌的環境考古,以及以研究古代家畜與家禽及肉食資源為主的動物考古發展最快,成果明顯?,F代科學技術在考古學中的進一步運用與發展,還將為逐步規范考古學向標準化方向發展創造條件。

第三,考古發掘項目逐年增加,成果快速涌現。2000年以來,每年開展的考古發掘項目由300多項增至500多項,其中主動發掘項目比例增加。1994年以來開展三峽考古形成的快速發掘并整理考古發掘資料以及公布成果,被逐步推廣;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開展以來快速形成研究成果的方式,逐年增多??脊艌蟾鎸?霭嫜该?,20年出版的考古報告??瘮盗砍^以往80年總和的五倍以上,并且以全面、客觀公布發掘資料逐步成為主要形式,產生多部頭的巨型發掘報告??茖W出版社還出版了《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5冊(古方主編,2005)、《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16冊(李伯謙主編,201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96年計劃編寫集成性的綜合研究成果多卷本《中國考古學》,從200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首次出版《夏商卷》(楊錫璋、高煒主編)以來,已陸續出版了《兩周卷》(張長壽、殷瑋璋主編,2004)、《新石器時代卷》(任式楠、吳耀利主編,2010)、《秦漢卷》(劉慶柱、白云翔主編,2010)、《三國兩晉南北朝卷》(楊泓、朱巖石主編,2018)。

第四,考古研究方向多元化與研究成果細微化。在多學科向考古學滲透的背景下,交叉學科在考古學中得到發展,中國考古學研究成果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現代科學技術引入考古學研究對研究對象進行細微的分析也必然導致考古學研究成果呈現細微化發展的趨勢。在前一階段形成的各種考古學分支學科,如田野考古、史前考古、歷史考古、美術考古、宗教考古、古文字學與銘刻學、人類骨骼考古、水下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等,得到了快速發展,其中對包括人骨等遺存的微量元素分析研究得到較快的發展而引人矚目,包括文化交流在內古代科技與手工業技術的傳播研究得到重視,繼青銅器考古之后,玉器考古受到重視而得到發展,還開展了鹽業考古。這種多元化、細微化研究的發展,促進了考古學向多領域延伸。

第五,涌現的大量考古新發現,繼續不斷地填補、充實甚至是改寫中國古代歷史的有關內容。如舊石器時代方面:對泥河灣盆地馬圈溝遺址群的多次發掘,已確認15個文化層,年代自176萬年至120萬年之間,明確泥河灣盆地為中國境內探索早期人類文化遺存的重要區域;周口店田園洞發現的一具男性個體,年代為距今2.5萬年左右,彌補了山頂洞人化石丟失的缺憾,被認為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現代人;大興安嶺呼中北山洞舊石器時代晚期玉刮削器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玉器;許多遺址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末期向新石器時代連續發展或過渡期的文化遺存。新石器時代方面:北京東胡林遺址發現炭化粟粒,證實了栽培粟于公元前8000年前后率先發生于太行山東側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帶的推斷;浙江浦江上山遺址發現距今9000年前后的稻作遺存為探索稻作農業的向杭州灣地區及太湖地區傳播提供了重要證據。2019年在浙江余姚井頭山地下沙層下發現公元前6000前后的貝丘文化遺存,開辟了在沿海地區海相沉積環境下探索早期文化遺存的視野與新途徑。2013年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新發現7件象牙雕板和1200余粒綠松石及其串飾,表明中原地區早在公元前6500年以前就具有較高的手工制作水平和豐富的精神文化特色。新發現了主要分布在內蒙古中南部東端的化德及河北西北角康保一帶的公元前6000年前的裕民文化、淮河下游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順山集文化,在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再次發現并明確距今8000年以前的玉文化遺存。2020年河南南陽獨山玉礦附近發現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黃山玉器制作作坊聚落址和隨葬大型玉鉞的大墓,填補了史前時期在玉料采集與開采附近同時進行玉器制作生產與使用的玉器考古空白。河南靈寶西坡大型房址和大型墓葬的發現以及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的三重環壕聚落址及其東西成排、南北成列分布的大型建筑基址,體現了中原地區在公元前3800~3300年前后社會已經進入以中心聚落為中心的具有等級化的聚落群發展模式。內蒙古通遼哈民忙哈聚落址發現了一批保存有屋頂木構結構的房址以及房屋內被焚燒過的數十具乃至多達98具人骨遺存,揭示了史前聚落廢棄的另一種特殊的形式。多處遺址發現的農作物遺存表明,中原地區與海岱地區在公元前2500年已經種植了粟、黍、水稻、大豆、小麥五種農作物;動物考古研究表明,中原地區在公元前2500年飼養的家畜除了豬、狗外,新出現了黃牛與綿陽。發現的史前城址累計達100多座。而良渚城址與外圍的堤壩、陶寺文化早中期的城址與“王墓”以及宮殿類大型建筑基址與具有祭祀與觀測天象功能的半圓形大型建筑基址等,分別展示了距今5000~4600年太湖地區、距今4400~4000年中原晉南地區文明形成階段的不同特征。夏商時期:揭示了二里頭遺址作為都城從一期到四期的平面布局以及宮城的形成與演變發展的狀況;登封王城崗面積30余萬平方米的大城及城址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發現,為“禹都陽城”的探索再獲重要線索;新密新砦遺址的大規模發掘成為夏文化探索的新的增長點;陜北神木石峁石城和皇城臺及大臺基和包括石雕龍等70多件石雕作品,顯示陜北石峁一帶與中原核心地區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文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發掘獲得夏商時期冶銅技術和銅礦資源的重要線索。洹北商城及其宮城、大型宮殿基址的發掘為商代中晚期研究開闊了新的視野。兩周時期:新發現了周公廟遺址,周原大型宮室宗廟建筑基址群、完整記述西周諸王世系的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以及西周社祭建筑遺存;寧夏彭陽姚河塬遺址發現西周早期封國都邑城址,刷新了學術界對周人西北部疆域的認知;發現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的幾代曾伯、曾侯墓葬;還發掘了鄭公大墓及其車馬坑、荊州熊家冢楚墓大型車馬坑和陪葬墓、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及車馬坑等。秦漢至明清時期:發掘秦漢櫟陽城、上林苑、渭橋遺址、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南昌西漢?;韬顒①R墓、保存大型“黃腸題湊”最為完整的定陶靈圣湖丁姬墓、安陽西高穴曹操高陵、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揚州市曹莊隋煬帝墓、遵義新蒲播州楊氏土司墓地、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窯址、江西高安華林宋元明造紙作坊遺址、李渡元代燒酒作坊遺址、清代致遠艦與經遠艦,等等,不勝枚舉。

第六,社會大眾關注考古學成果而促使考古學成果向大眾化發展。一些考古研究機構和大學的考古文博學院設立公眾考古中心,向社會開放考古工地,招聘考古發掘工作志愿者,舉辦“考古夏令營”,舉辦出土文物展覽展示考古成果,舉行面向社會的考古講座, 2013年開始在上海舉辦的兩年一次世界考古論壇期間設置公眾考古講座。南京大學等單位還創辦了面向社會公眾的《大眾考古》刊物。從中央到地方,許多新聞媒體積極進行考古成果的介紹與宣傳,還制作考古電影、電視片進行傳播,引發社會大眾對考古文博事業的關注與支持。許多大學在舉辦或新設考古專業的同時還增設博物館專業,目前全國已有近30所高等院校設置了考古專業或文物與博物館學專業或文物保護技術專業等考古文博類專業,每年的本科畢業生達到600人,再加上各種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其中大多數畢業生奔赴面向社會的公眾考古文博方面。公眾考古的發展,引發社會對考古工作與研究的關注與支持,從而推進了考古事業的發展。

第七,中國考古學走向國際。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以其研究成果引起國際考古學界注重的同時,將田野考古工作與研究觸角逐步延伸至國外。中國考古工作隊到國外進行考古工作,最初始于1997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組建“中國政府援助柬埔寨吳哥古跡保護工作隊”,后于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嘗試赴俄羅斯遠東地區進行考古發掘,2005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與蒙古國有關單位合作實施“蒙古國境內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遺存考古調查與發掘研究”項目。至今已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西北大學、鄭州大學、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大學考古學系、南京大學、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山東大學、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人民大學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吉林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上海博物館等單位先后派出考古工作隊與國外的有關考古文博機構合作,在亞洲、歐洲、非洲、美洲四大洲有關國家與地區開展的考古調查與發掘項目有30多個,涉及的國家與地區先后有俄羅斯、柬埔寨、蒙古、越南、印度尼西亞、烏茲別克斯坦、老撾、孟加拉國、洪都拉斯、伊朗、緬甸、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肯尼亞、意大利、哈薩克斯坦、肯尼亞、塔吉克斯坦、斯里蘭卡、埃及等。中國考古工作隊在這些國家與地區開展的考古工作,以雄厚的考古工作實力與現代科技考古操作規程,展示了經百年發展的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研究的水平,從而更快的將中國考古學融入到世界考古學中。

第八,文物保護考古分支學科開始萌芽。1950年以來,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在文物工作的體制下,配合國家的經濟建設進行,并結合對文物的保護與展示。如1954~1956年對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以及發掘之后建立半坡遺址博物館,1987年建立了殷墟博物苑,2001年發掘成都金沙遺址之后建立的金沙遺址博物館等。進入21世紀以來,以保護大遺址為目的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因遺產保護策略與理念的加強而不斷的得到實施,并逐步呈現出將文化遺產保護融入到考古學中。以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創建“大遺址保護研究中心”以及2008年成立“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為標志,探索創建以遺址保護為主要目的的新興考古模式開始行動。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撐下,一大批重要的大遺址通過考古發掘與研究,在了解、掌握了遺址的文化內涵和歷史的、科學的、藝術的價值之后進行了有效保護和充分的展示。如偃師商城宮城遺址的發掘和保護以及遺址公園的建設,還有第一批12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圓明園考古遺址公園、周口店考古遺址公園、集安高句麗考古遺址公園、鴻山考古遺址公園、良渚考古遺址公園、殷墟考古遺址公園、隋唐洛陽城考古遺址公園、廣漢三星堆考古遺址公園、成都金沙考古遺址公園、陽陵考古遺址公園、秦始皇陵考古遺址公園、大明宮考古遺址公園。其中殷墟、良渚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而實驗室考古的實施正是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在探索創建以遺址保護為主要目的的新興考古模式的一種嘗試性試驗。這種結合遺產保護、考古學研究以有利于遺產保護與展示的考古工作方式的不斷實施與發展,及其工作方法與技術手段和研究方式的不斷完善,中國文物保護考古分支學科已是呼之欲出,各種現代科學技術與手段將在其中大顯身手。

21世紀最初20年中國考古學發展產生的這些新現象顯示,中國考古學在不斷發展、充實的過程中正在發生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考古學研究目的在延伸、方法在完善、成果類型不斷豐富,20世紀形成的一些優良的考古學工作方式與研究傳統逐步以新的工作方式與研究形式所發展、所代替,而產生的一些新興分支學科和交叉學科以及一大批新型的研究成果,將推動考古學在發現遺產、保護遺產、展示遺產的基礎上,向更科學而廣泛、更深入而細微、更大眾而普及、更加面向國際的方向發展。

中國考古學的進一步發展,在揭示中華古代文化與文明以連續發展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揭示中華文化基因、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與中華文明瑰寶方面,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從而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作者:朱乃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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