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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典范巨著——《安陽》讀后

2021年,中國考古學迎來誕生100周年。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開始對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遺址進行發掘,中國考古學由此誕生。1926年,李濟主持西陰村遺址發掘,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發掘,標志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建立,也奠定李濟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的地位。百年來,考古初心不變,我們再來回顧李濟先生著《安陽》這本考古學巨著,從中足以看到一位老人對自己傾其一生事業的熱愛,對于殷墟的情結相當深厚。

殷墟發掘在我國現代考古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殷墟發掘完全是由中國學者自己主持完成的,這是由中國學術機構組織的第一次田野發掘。1928年5月,傅斯年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之后,把實現自己理念的第一個大規模田野工作地址放在了已有大量甲骨出土的殷墟,而李濟正是這種理念的實踐者?!栋碴枴芬粫抢顫壬砟陮σ笮媸宕伟l掘以及后續殷墟發掘資料研究的一本總結性著作,它不但結合文獻記載和小屯文化的層位關系,確定了這一帶是商朝后期的自盤庚遷殷直到商紂王滅亡這一時期的都城,而且還發現了商代的宮殿遺址和帝王的大墓以及各種類型的墓葬、祭祀坑、車馬坑以及鑄銅、制骨作坊等重要遺跡。殷墟出土了大批包括珍貴的甲骨卜辭(甲骨文)、青銅器、玉器、寶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為研究殷商歷史積累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歷史,是中國歷史上有文獻可考、并為甲骨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遺址。以都城建設、甲骨文、青銅器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文明的燦爛和輝煌。安陽殷墟的發掘對研究商代社會的階級狀況、等級關系、宗族制度、埋葬習俗、人種特征等各個方面的研究有著極為重要的價值。殷墟不僅僅是一處遺址,也不僅僅是一座都城,它更是殷商的一個重要縮影,是其他文化遺產所無法比擬的,這就是安陽殷墟對于中華文明尤其是商代歷史研究所具有的獨特貢獻。

《安陽》一書共分為十五章,本書前半部分主要講李濟先生在1928年至1937年主持安陽殷墟的15次發掘及其后殷墟發掘資料的研究和出版。這些資料的整理和研究,確立了殷商文明是整個東亞地區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文明,為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它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并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考古發掘之一。

前三章主要講甲骨文在清末的發現、學術界初步的接觸。探索階段對甲骨文進行搜集、考釋和初步研究,1928年考古發掘之前都是私人挖掘,搜集主要是靠購買方式,初步研究者主要為國外漢學家和國內學者,尤其是羅振玉和王國維兩位杰出學者。20世紀初期西方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在中國演示田野方法,在中國開展田野工作的歐洲科學家全力做示范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簡明扼要說明西方學術怎樣與中國傳統的古物研究思想相結合,從而產生了中國現代考古學,事實上,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建立是歷史的必然。

從第四章開始,李濟先生開始敘述安陽殷墟有計劃的發掘,先是敘述了在抗戰中工作的艱難和他們所付出的努力,介紹了一大批為考古工作做出卓越貢獻的人物,比如董作賓先生,梁思永先生。盡管是李濟先生的親身經歷,卻完全采用一種謙虛的態度去敘述每個人所做的工作和成就,對于自己所研究的陶器方面并沒有長篇論述,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看到了一名真正的考古學家、學者應有的品格。接下來開始分章節敘述了抗戰前后安陽殷墟考古的系統發掘經過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書中還插入大量手繪考古圖紙,不僅僅讓人們了解那個陌生的年代,更給后來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幫助,相關引言也做了詳細說明。

從第九章到第十四章,主要從史前遺物和上古史傳說視角并結合當時安陽殷墟的發掘成果,探討了安陽殷墟的建筑風格,殷商王朝的經濟和裝飾藝術, 譜系、貞人和親屬關系,祖先及神靈的祭祀儀式。最后一章對殷商人的體質人類學進行評述。

這本書嚴謹地敘述了李濟先生在安陽殷墟作為一個親歷者和領導人,在晚年對自己從事安陽殷墟幾十年的發掘和研究的回顧,其內容力求簡單、通俗、精確、全面,力求展現那個時代對于殷墟最為科學和規范的發掘和研究方法。通過讀這本書,我們之前認為歷史就是真實的代名詞,歷史就要追尋其真相,但是李濟先生采用了很多不確定的表述,這并不代表他的不嚴謹,而是說真正的歷史不像我們以前所學的那樣擺在臺面上讓人去學習,歷史是一個復雜的有待驗證的東西,在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看法,不僅僅停留在文獻描述。當我們面對大量復雜的史料時,如何去甄別,如何去整理,如何去理解等,都是龐大的工程,都需要深入地思考。對于同一個考古研究成果,我們要學會去深入地思考文物背后的文化內涵,當一件文物擺在我們面前,由文物去推知其歷史背景、作用、制作技藝、環境等諸多方面。這就像一場激動人心的旅程,去解開歷史的謎團,所以這個結果必然是多樣的,只能說那一種被大多數人所接受,推斷的結果也可以借鑒后來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慣例。

建立在科學的方法論體系之上的考古學不僅能促進書本知識的發展,而且能提供一個找到埋葬的珍品的可行方法,并給以法律保護。在中國現代考古學確立之后,人們對于文物的理解以及態度有所改變,文物不僅成為我們探尋以前歷史的載體,更顯示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殷墟出土的文物和殷墟遺址本身作為不可移動文物都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的同時,保護好歷史文物,就是堅持文化自信。

回顧李濟先生一生的心血和努力,致力于中國考古學的建立和開展上,把有限的生命活動獻給了殷墟的發掘和研究。李濟先生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在1926年汾河流域調查伊始,他便在整個中國考古學的實踐、理論、方法上留下了重重一筆,他的功績和貢獻,永遠都不會被忘記。李濟先生在考古發掘工作中招募、培養的學者,幾乎囊括了隨后幾十年活躍在中國考古界的所有重要人物。而《安陽》這部考古學巨著,既是李濟先生對安陽殷墟研究的一個總結,又是對中國甲骨文考古史的全面回顧,也為全面復原殷商社會史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時至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作者鞏家楠系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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