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首頁
> 專題 > 中國考古百年 > 百年思考

百年考古,“重寫”了一部怎樣的中國史

2020年6月13日,湖南常德市漢壽縣株木山鄉全賦村的老墳山墓群考古發掘工地。圖/IC

2021年4月,在《推理與發現:考古紀事本末》的新書發布沙龍上,一位讀者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不認為二里頭遺址是夏都?

《推理與發現:考古紀事本末》一書是二里頭考古隊第三任隊長許宏回顧自己20年考古田野經歷,向讀者展示其親歷的考古發現及思考的考古普及讀本。

二里頭遺址位于河南洛陽偃師,相傳這里是孕育了華夏文明的中原腹地。自發現之日起,對其“姓夏還是姓商”就爭論不休。

對夏的執著追尋,交織著中國人對中國歷史的追問、對華夏民族身份的確認、對國家自信的重建、對考古學科的期許等等,堪稱中國考古學復雜使命的縮影。

20世紀30年代的殷墟王陵大墓M1217發掘考古現場。圖/FOTOE

100年前,一位瑞典人開啟了中國現代考古的大門,西方現代考古學就此傳入中國?!爸袊非拔幕南到y論不是社會科學理論的套用,而是根據扎實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來的文化歷史?!泵绹鸫髮W人類學教授張光直在《論“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如此寫道。

100年里,考古學讓人們用另一種方式了解過去,知道我們從哪里來,“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脈絡逐漸清晰。不過,這門學科帶來的疑問,或許比答案更多。

第一次考古高潮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與中國地質學家袁復禮帶隊,在河南仰韶村挖出了大量石器和彩繪陶片。這些出土文物,被確認為遠古文化的遺存。因此,仰韶村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被命名為仰韶文化。

安特生熱愛冒險,去過南極和北極,他本是北洋政府從中立國瑞典聘請的地質顧問,來幫中國尋找礦藏。剛來兩年,袁世凱去世,地質調查沒了經費。這卻給了他一個機會去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收集和研究古生物化石,并申請到了仰韶遺址的考古發掘許可。

安特生。圖/FOTOE

這趟由個人愛好與特殊身份催生的出行,卻是個了不起的開始:1921年10月27日,以田野調查、發掘為特征的西方現代考古學,進入了中國。

仰韶文化也被稱為彩陶文化,其范圍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匯集的關中豫西晉南為中心,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南達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到甘、青接壤地帶,持續時間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

但是當時安特生對仰韶文化的解讀,讓很多中國人感到沮喪——他認為仰韶文化是從西方傳入的。因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彩陶,在中國從未見過,在中亞卻大量出土。19世紀起,一些西方人就做出這樣的論斷:中國文明是源于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這種說法流傳到國內,甚至寫進了清末民初的歷史課本。

這次官方考古的初體驗,非但沒能喚回民族自信,反而又一次刺激到了中國人,也引發了中國考古發現的第一次高潮。

民國時期,傅斯年與史語所同仁在北京北海合影。前排右起李濟、吳稚暉、蔡元培、徐中舒、裴文中。后排右起趙元任、傅斯年、董作賓 、 姓名不詳、丁山。圖/FOTOE

1926年初的農歷小年夜,留美歸國的人類學博士李濟頂著寒風,帶隊前往山西夏縣西陰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證據,闡明彩陶的來源和與中國文化的關系。這是中國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梁啟超給兒子梁思永寫信談到這次行動,針對當年安特生判斷的仰韶文化來自西方的論斷,梁啟超說這些中國學者“想翻這個案”。1929年春天,從西陰村等地考古歸來的李濟,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正式接任殷墟發掘負責人,從此他的名字與安陽不可分割。

這時期,中國考古界收獲非常大,包括對周口店遺址的大規模發掘,中瑞學者組織的西北科學考察團發現了大量漢代大小城堡,還有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等。

殷墟遺址位于河南安陽西北郊區,跨洹河兩岸。對殷墟持續至1937年的15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七塊龜版”、后母戊鼎以及藏有1.7萬片有字甲骨的YH127甲骨坑等。這些古老而新鮮的材料,與歷史文獻合攏,使得商代成為確信無疑的信史。

殷墟發掘和甲骨文研究,開創了中國人認識歷史的一種嶄新方法:用地下材料印證文獻記載,并補充古史的缺失,亦即“證經補史”。在此之前,歷史研究只能依靠古文獻和有限的青銅銘文、石刻碑文等材料。國際學界也因為殷墟的發掘對中國考古產生了興趣,美國學者評價,殷墟堪與特洛伊遺址的發掘相媲美,兩者都把傳說變成了現實。

1935年,傅斯年前往安陽視察第十一次發掘,右一為梁思永,右二為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圖/FOTOE

殷墟是星星之火,中國第一代最重要的考古專家幾乎都是從這里走出的。除了李濟和董作賓,還有第一位受過西方考古學訓練的梁思永,以及石璋如、尹達、王湘、高去尋等。這群當時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稱兄道弟,在李、董、梁三位先生之下,戲稱“十兄弟”。

有個26歲的實習生參與了第十三次發掘,見證一具完整的女性骸骨出土時,他正站在坑邊,產生了詩意的聯想:“她的愛人灑著眼淚,將泥土遮沒了痕跡,哪里知道數千年后有人來翻掘呢?”他叫夏鼐,新中國成立后,他領導了考古事業長達30余年之久。

殷墟的考古發現,特別是其所出土的卜辭中關于商王室的資料,對歷史文獻中關于商朝的記載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即與《史記》中對商王朝的綜述基本一致。為此,研究古代史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們深受鼓舞,迫切地希望用同樣的方法,還原印證歷史文獻尤其是《史記》中關于夏朝的記載。

尋找夏朝

1948年內戰局勢漸明。11月,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決議選一批文物運往臺灣,李濟、董作賓受命參與押運,從此離開了大陸。

梁思永、夏鼐等人留在大陸。當年的殷墟考古“十兄弟”中兩人早逝,四人赴臺,四人留下,大多數人再也沒有重逢。次年,留在大陸的人組建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屬社科院),夏鼐是繼鄭振鐸與尹達之后的第三任所長。

50年代,鄭振鐸、梁思永、夏鼐等人敏銳預感到,大建設將讓文物遭殃,考古所先后向西安西周豐鎬、漢長安城、隋唐長安城、洛陽東周王城、漢魏洛陽城、隋唐洛陽城等古代都城遺址派出考古隊,配合基本建設,這就是搶救考古。

這一時期最大的成果是對二里頭遺址的發掘。主持這一考古工作的是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徐旭生。

徐旭生是留法歸來的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30年代前后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主任一職。北平研究院是一個與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齊名、同樣是大家云集的地區性綜合國立研究機構,其下設的史學研究會考古組與李濟主持的史語所考古組類似。30年代,徐旭生率隊前往陜西關中地區調查周秦遺址,在寶雞至長安地段發現包括寶雞斗雞臺遺址在內的7處遺址。

鄭州商城遺址、登封縣王村遺址的考古發現,從地層關系上判斷出這種文化的年代晚于龍山文化,又早于商代。這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尋找夏朝的動議再次燃起。

1959年夏天,已經71歲的徐旭生,坐火車前往豫西,去尋找夏代都城的遺跡“夏墟”。這位白胡子老人待人和藹,不愿給人添麻煩,總是隨身帶著鋪蓋卷,借當地政府、學校的空房下榻。一路行程很緊,一個多月調查了十多處遺址,常常一天步行十余里,雨天光腳蹚泥,靠紅薯饃充饑。?

順著文獻記載找遺址,是最有效的辦法。出發前,徐旭生梳理了文獻里關于夏的七八十處地名,憑著自己深厚的古史底子,在地圖上畫了兩個圈:河南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

這次先去洛陽。

1959年5月中旬的一天,洛陽偃師忽然下起大雨,道路泥濘。這一天徐旭生到了二里頭村調查,興致很高,堅持冒雨調查完畢,直到天黑。

這是對二里頭遺址的首次考古調查。當時徐旭生認為二里頭屬于商代早期,不過,后來學者的研究將二里頭與夏朝直接掛上了鉤。


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龜甲及其上的甲骨文。圖/FOTOE

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考古學家希望證實更早的信史,目光自然投向商代早期,以及傳說中的夏代。據東周《竹書紀年》記載,從“成湯居亳”到“盤庚遷殷”,商代歷經七座都城,殷墟是最后一座。令人遺憾的是,二里頭并沒有文字出土,無法直接定位年代,需要依靠其他無言的物證。

事實上,直到今天,人們再沒有發現比甲骨文(“殷墟文字”)更早的中國文字系統?!拔淖质强捎霾豢汕蟮??!敝袊脊艑W會理事長王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文字如果寫在簡帛木牘等易于腐朽的載體上,即使存在,也留不下來。

二里頭遺址出世,讓考古學家離夏朝從未如此接近。夏朝是文獻記載里中國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如果將一個具有廣泛輻射力的王權國家定義為“中國”,夏朝就是作為國家的中國誕生之起點。尋找夏朝,從情感上延續了晚清以來重修國史的愛國熱情,也是考古學界自殷墟之后理所當然的下一個目標。王國維曾樂觀地判斷:“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

搶救考古還在延續,從國家級考古隊到省級考古隊,甚至是縣級考古隊都出動了。

定陵是新中國第一座經國務院批準,有計劃、有組織、主動發掘的帝王陵墓。雖然夏鼐極力反對挖掘,但還是不得不親自主持挖掘工作。從1956年開始,挖掘工作持續了兩年,出土了大量珍貴的絲織品、玉器、金器等文物。然而,由于技術水平落后,無數奇珍異寶無法保存,發掘的絲織品變硬腐化,三口金絲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紅漆棺槨以及萬歷帝后的尸骨也在“文革”前后被毀壞。

痛定思痛的鄭振鐸和夏鼐上書國務院,請求立即停止再批準發掘帝王陵墓的申請,周恩來批準了這一申請。不主動發掘帝王陵從此成為考古界的一個定規。

上世紀60年代開始,以路易斯·賓福德為代表的一批美國年輕考古學者崛起,強調以人類學視角研究考古,重要的是解釋文化變遷的過程,被稱為“過程考古學”或“新考古學”學派。當時,中國考古人對這些還一無所知,他們忙碌在層出不窮的新發現中,甚至來不及做出解釋。

漫長的爭論

回到文章開頭提到新書發布沙龍。

作為二里頭考古隊第三任隊長的許宏,如此回答現場讀者的提問:“二里頭極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在發現文字證據之前,如果有哪個專家說能給出定論,那這個人一定靠不住?!?/p>

這是一場漫長的爭論。

1978年春天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預示著“科學的春天”到來。而此前河南登封的冬季,考古界已經涌動著自由論辯的氣息。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的至少有3700年歷史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圖/中新

1977年11月18日至22日,河南登封告成遺址舉行了一次現場會,主題定為夏文化。大會上來了個“攪局者”。會開到第四天,臨近結束,北京大學教授鄒衡拿起了話筒,作了長達6小時的發言,核心觀點是:“二里頭文化不能從中割開,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睍?,考古所的先生們竊竊私語,打算組織反攻。

鄒衡的“攪局”,事關二里頭遺址是不是夏都、是哪個時代的夏都的問題。此前20年,主流意見認為二里頭遺址在200多年里兼有夏商兩個時代,前期為夏代晚期都城,后期為商代早期都城。這個推論有時間與空間的雙重證據:時間上,二里頭早期的器物比商代更早;空間上,史書記載偃師附近有個商代早期的都城“西亳”?,F在鄒衡提出了另一個觀點。

后續幾十年關于夏文化的大規模論戰由此點燃??脊艑W家俞偉超曾說,在中國沒有另外一項考古學研究,曾經在那么長的時間內牽動著那么多人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引發出新的理論概念的思考。?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在《追跡三代》中記述了這段故事,正是他給了鄒衡“攪局者”這個名頭。鄒衡當時是少數派,不過,他很快得到了考古發現的支持。1983年,二里頭遺址5公里之外,另一座商代城址“偃師商城”出土,與“西亳”位置吻合。那么二里頭遺址晚期就不是“西亳”了,整個二里頭可能都是夏代。?

1984年出土于河南偃師的青銅爵。圖/IC

“最大的爭論基本平息了,普遍認為二里頭是夏,偃師是商?!敝袊脊艑W會理事長王巍認為,“(二里頭)除了沒有文字,其他一系列證據鏈都吻合,不能把這些全都無視?!?

“夏找到了?!边@迎合了以考古“證經補史”的心理。大概1980年代后期開始,“夏”在官方話語中正式登堂入室。二里頭遺址考古隊前隊長許宏所在的社科院考古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不知不覺中改名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他后來問了很多人,都不清楚具體是什么時候改的,“有一年從院子里搬到樓上,木牌換成鐵牌子,可能在那時候就換了?!?/p>

鄒衡的意見也并非牢不可破。至今關于夏商王朝分界,仍有多種提法。鄒衡觀點的挑戰者之一,正是許宏。他認為二里頭現在不是“姓夏還是姓商”的問題,只要沒有發掘出文字材料,它就既不能說是夏也不能說是商。他稱自己為另一個“攪局者”。

相差36歲的兩位“攪局者”屬于兩代人。鄒衡的老師是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郭寶鈞,曾參與過殷墟發掘。鄒衡與許宏的老師徐蘋芳是同代人,是新中國培養的最早的一批考古學家。

兩代“攪局者”曾多次相遇。2004年,二里頭遺址公布一系列新發現,之后不久的一次會上,拄著拐杖的鄒衡遇到許宏。許宏將那次會議命名為“中國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鄒衡跟他說,會辦得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名字要是改成“夏文化學術研討會”就更好了。

利簋。

二里頭每一任考古隊長都干了不多不少20年?!暗谝蝗卫详犻L的觀點,從跟隨殷瑋璋改成跟鄒衡一致,第二任隊長同意鄒衡的觀點。到了我,第三代,卻不知道是不是夏了?!痹S宏對《中國新聞周刊》笑道,“有人說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但我作為考古隊長的價值,就是提供更詳實的材料,而不是明確觀點?!?

看似是考古人之間的“代溝”,但分歧在同一代學者之間也會浮現,反映的是對考古學使命的不同見解:考古依然要“證經補史”,執著于與文獻記載“合龍”,還是突破文獻的文字世界,用客觀的考古發現重建一部更具人類學色彩的宏觀歷史。

杰出的架橋人

1979年8月,考古學家李濟在臺北病逝。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告臺灣同胞書》,兩岸關系有了破冰的跡象。

當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雜志第三期上,刊載了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張光直以“韓起”為筆名發表的文章《臺灣原始社會考古概述》。這是張光直1976年寄給夏鼐的,積壓了3年終于刊出。

祖籍臺灣的張光直生于北平,高中時隨父母回臺灣,后成為李濟在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教的得意門生。從臺大畢業后負笈美國,在美國任教三十多年間,一直致力于考古學理論和中國考古學的研究。

80年代前期,李濟仍是個不能提的名字,年輕一代學生基本不知道他是誰。社科院考古所所長陳星燦記得,直到1990年,一本《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在北京出版,宣布了李濟的“回歸”。


李濟沒能重返大陸的考古現場,但他的學生等到了這一天。1975年張光直隨美國古人類學家代表團一行來到北京,但那時與大陸考古界同仁接觸的機會仍然非常受限制,于是,1977年他又回大陸探親旅游,1978年隨漢代史代表團到大陸訪問。

中美建交后,兩國學術交流逐步恢復,張光直往返于中美之間,他甚至提出想來考古所或北大工作,不是客座或兼職,而是成為一名正式員工。當時,中美生活條件差異巨大,他并不在意。90年代,他還跟陳星燦回憶過當時的想法,“一輩子都想回到大陸進行田野考古?!?/p>

1983年的一天,張光直訪問北京時,來到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當時畢業不久的王巍正在這個項目上,張光直看到了傳說中的洛陽鏟,立刻讓王巍演示給他看,自己也試了試。洛陽鏟,最具中國特色的考古工具,起先是洛陽一帶盜墓者吃飯的家伙。桿頭裝一個卷成筒狀的鏟子,扎進地里轉幾下,鏟子里就帶上了土,有時還能帶出陶片、玉器等文物??脊湃搜赜昧诉^來,一看鏟子里層次分明的土層,就知道地下是城墻、墓葬還是灰坑。

直到1990年,國務院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涉外工作管理辦法》,同年,張光直獲批組建中美聯合考古隊,在河南商丘扎下洛陽鏟,尋找他腦海中商人祖先的第一座都城。但天不假年,沒過幾年,他患上帕金森,只能坐輪椅到發掘現場看一看,已經無法親自動手發掘。

2012年12月28日,湖北十堰市鄖縣青曲鎮彌陀寺村滴水巖化石點考古發掘現場。該考古點發掘出距今約10萬-20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手斧等。圖/新華

張光直將自己作為橋梁,溝通兩岸及美國三地考古學界。陳星燦說,那時將國外最新理論和方法引進國內,同時將中國最新成果向外介紹,張光直幾乎是唯一的渠道。

然而,對于張光直的一片赤忱,他的兩個故鄉卻都有所保留。1982年,張光直曾張羅哈佛大學與四川大學合作開展考古項目,被夏鼐阻斷了。他回臺灣與史語所合作,也并不順利?!八谴硗鈬?,兩岸老一輩考古人都受過帝國主義侵略的苦,大概是過去受傷留下的陰影?!标愋菭N說,“我估計他雖然有批評,但也理解?!?/p>

張光直聯合考古計劃告吹的同年,陳星燦進社科院考古所讀研,時代正在改變。

“滿天星斗”說

變革之中的大陸考古學界,有陷入困惑境地的感覺。

1984年,蘇秉琦在北大考古教師會上說:“在以往的工作中我們習慣于整理材料,編寫報道、論文,進行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誠然,這些工作都帶有科學研究的性質,都涉及一些理論,但其中卻普遍存在著概念模糊的問題。說到底,是我們的實踐工作已經走在前面,理論工作落后了?!?/p>

同年,張光直回北京大學和山東大學講學。當時,許宏在山東大學當助教,現場聽了張光直學術演講,“傳統考古學”“新考古學”“后過程考古”等考古學理論方法不由分說地涌向中國大陸的年輕學子。張光直宛如學術明星,山東省考古所和博物館的人都跑來旁聽,后兩次不得不挪到更大的教室。

張光直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很清楚,大陸同行守著無與倫比的寶貴資料,卻“滿足于繼續采用李濟時代的方式來處理考古資料”。他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大陸)80年代以前的考古研究和解釋方法,仍然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p>

與世界隔膜許久的中國考古學,需要新的刺激。近20年里,張光直不斷把國外的理論、方法和成果介紹回國,比如他有深入研究的聚落考古。聚落考古從50年代在美國萌芽,強調通過遺存來剖析聚落的社會結構,把考古學的“資料”轉化為人類學的“現象”。再比如他提出的“中國(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論,這一成果,最早刊于耶魯大學1968年版《古代中國考古學》,1989年,他親自翻譯刊登于《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中。

2007年,由31位水下科考人員組成的西沙考古工作隊,在西沙群島對華光礁水下Ⅰ號沉船遺址和北礁沉船遺址,開展了搶救性發掘和水下考古調查工作。圖/中新

針對大量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張光直指出:“所有的區域文化在經過一定的時間之后都更廣泛地分布,而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趨于深化,終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紀中間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地理舞臺?!?/p>

這一理論其實與蘇秉琦提出的中國史前文化“滿天星斗”論不謀而合。?

上世紀70到80年代,是蘇秉琦理論建構的關鍵時期。恰恰在這段時期,中國考古學界迎來了一系列難以解釋的難題,幾乎顛覆了對中國文明史的認知。

1986年7月24日夜里,新華社發了一條通稿,以“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為題,介紹遼寧凌源牛河梁遺址的新發現。第二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早晨7點檔的新聞聯播,這條消息足足播報了三分鐘。報道稱,牛河梁遺址將中國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牛河梁遺址是距今5000年的一處祭祀場所,屬于紅山文化——紅山文化以赤峰東郊紅山后遺址命名,距今6500到5000年,分布于東北地區西遼河流域。

牛河梁遺址考古領隊郭大順起了個大早,守著廣播,又激動又忐忑?!坝懻撝腥A文明起源是很敏感的事啊,是個禁區?!彼麑Α吨袊侣勚芸坊貞?。當時主流的中國史是從夏寫起的,總長度約4000年,比如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

牛河梁遺址發掘的幾年里,郭大順永遠難忘的一天,是1983年的11月2日。遼西山區初冬已相當冷冽,顯得分外安靜,遺址上只聽到小鏟刮土的聲音。就在這安靜中,一個完整的女性人頭塑像露了出來,仰面朝天,雙目圓睜。

2018年1月26日,考古工作人員對江西南昌?;韬钅箞@五號墓的內棺進行清理工作。圖/新華

郭大順的老師蘇秉琦端詳這位“紅山女神”許久,說:“這是中華民族的共祖?!币驗榕:恿旱募漓胫贫扰c后世歷代似有傳承關系,其三重圓祭壇的模式,與明清天壇一脈相承。蘇秉琦覺得中華文化里,紅山文化這一支基因強大。

中原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文明起源的中心,而這一時期的一系列重大發現,表明距今4000~5500年,各個流域都已經形成復雜社會。比較重要的還有杭州良渚的大墓、山西襄汾的陶寺墓地,以及五六十年代發掘的石家河、屈家嶺等遺址,天南海北遍地開花。

“中原中心論”搖搖欲墜,中華文明的搖籃難道不在中原,而是東北?蘇秉琦預感到,一場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大討論,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大家要有思想準備”。

這場討論觸及了中國考古最核心的問題:中華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時何地?

蘇秉琦提出:認為文明只起源于中原的“中華大一統”觀念是個“怪圈”,需要跳出來。中華文明并非一燈燭照,而是滿天星斗。這給了“中原中心論”最后一擊。

他把廣闊的中華大地分為六大區系,認為每一塊都有獨立的文明起源和發展體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塊?!皾M天星斗”的說法則更容易理解。到夏商時代,隨著各地文明交流與融合,以及對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這種“多元一體”的構想,成為理解中國文明起源的核心框架。

回到中原

1992年,老一代考古專家中較為新銳的俞偉超,在河南澠池班村啟動了一個特別的考古項目,被稱為“新考古學的試驗田”。前后數年有14個單位40多位學者,以及三位美國考古學家,先后來到這個普普通通的史前遺址,試驗多學科聯合研究,史無前例。

當時,新考古學引發了一次著名的論戰,導致“同室操戈”,余波蕩及海外。與俞偉超師出同門的張忠培撰文批判,稱新考古學為了抬高自己,刻意貶低了傳統考古學,其實并未增加什么新內容。張光直隔空調停兩位老友,也對新考古學提出不少批評,認為其熱衷于發明新名詞,中國考古學大可不必緊跟“時髦而毫不務實”的風氣。

當時,陳星燦問張光直屬于什么學派,張說自己什么學派都有?!澳愕呐d趣、學術背景等決定了你的研究方法?!标愋菭N說,如今的中國考古學界,堅持各個學派的也都有,“文化歷史學派也好,新考古學也好,后過程考古學也好,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建構或者重寫我們的歷史?!?/p>



四羊方尊。

班村考古是一次激進的嘗試,參與的青年學者如今已陸續退休,考古報告仍遙遙無期?!皬默F在看,它是一個失敗的典型?!标愋菭N說,“但概念是對的,現在已經成為研究型考古項目的常態,作為研究方法的一部分?!?/p>

一直以來,張光直利用各種資金資助邀請大陸考古學家去美國訪學進修、幫助大陸學生到哈佛攻讀學位。他與大陸幾輩考古學家都私交甚篤,視夏鼐為老師,包餃子招待訪美的考古學家徐蘋芳,每次回大陸都給晚輩陳星燦打個電話“匯報”:我回來了。他與長自己22歲的蘇秉琦更是惺惺相惜。

兩人見面次數并不多,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郭大順記得,有一次張光直到北京大學開會,午餐時間,看到晚到的蘇秉琦坐到食堂門口那桌,他馬上端起碗筷快步擠過人群,緊挨蘇秉琦坐了下來。那年張光直行動已有些不便,但這一過程卻相當麻利。

蘇秉琦以“摸陶片”著稱。陶器不起眼,但延續時間長、變化多,是文明演變的化石。他看到陶片、陶器就喜歡上手去摸,如癡如醉。他說:“根據我的實踐體驗,手感對于形象思維的作用,絕不是憑視覺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p>

無論是摸陶片,還是想問題,蘇秉琦都有著強大的直覺。1977年的一天,他在良渚遺址考察,當時良渚還有點“平平無奇”。他坐在大觀山果園里歇腳,問司機,杭州在哪?司機說,我們就是從杭州過來的啊。蘇秉琦神秘地笑笑,指指腳下:“古杭州就在這?!睅啄曛?,大觀山果園下挖出了宮城,輻射整個環太湖地區的古國揭開面紗。?

王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那是蘇秉琦掌握了太多新資料。當時在考古所,王巍與蘇秉琦辦公室挨著,各地考古隊不斷進京給蘇秉琦送最新的資料,請教看法。有人開玩笑,國家文物局還不知道的資料,蘇先生就先知道了。

陳星燦說,自安特生起,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經歷了“西來說”“東西對立說”“中原中心說”“多元一體說”?!岸嘣惑w”是蘇秉琦最先大聲疾呼的,這是他對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貢獻。


劉勝金縷玉衣。

中華文明的拼圖上,依然還有很多殘缺。正如許宏所說,“我們說不清楚的,永遠比能說清楚的多得多?!?/p>

2021年4月13日,新一年度的考古界“奧斯卡”——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入圍的項目中,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被認為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塊關鍵拼圖。河南文物考古部門稱,這是5300年前后古國時代的一處都邑遺址。重要的是,它位于中原,而且是在5300年前這一關鍵時期,換句話說,中原邁入文明社會的起點,可能就在這里。

因其出土器物遠遠少于同期的其他古國,對于雙槐樹遺址的性質不乏爭議聲?!安患庇诮忉??!蓖跷≌f,“有人認為可能是發展模式不一樣,也可能還沒發現高等級墓地?!?/p>

能說服許宏二里頭是夏都的文字證據,或許就埋在二里頭的地下。二里頭遺址有300萬平方米,60多年才發掘了4萬平方米,不到2%。

“我當然也期待有歷史信息豐富的大墓,但要慢慢來,未來的技術會更先進,交給年輕人去做吧?!痹S宏說。

參考資料: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許宏《何以中國》,孫慶偉《追跡三代》,李濟《安陽》,岱峻《李濟傳》等。

發于2021.6.14總第999期《中國新聞周刊》




泷泽萝拉中文字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