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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考古到文博的文化探索三部曲

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貧窮落后而又熱鬧的黃土高原小農村,來到80年代書聲瑯瑯的嶺南大都市里的中山大學康樂園學習考古,恍如一下子穿越了無數個世紀的歷史。當時接觸的第一個專業性概念就是“考古學文化”。業界對考古學文化的定義是:考古發現中可供人們觀察到的屬于同一時代、分布于同一地區、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物質性人工遺存。老師在講解完這個考古學的概念之后,接著就是從幾十萬年、上百萬年的舊石器時代開始直下歷史時期,用一堆一堆的典型器物組合——最主要就是石器、陶器和銅器等,加上一個一個的陌生地名,給我們這些考古學新生講解不同時空中作為人類進化表征的考古學文化的組合特征及其演變源流。

我曾經很納悶,這些考古學的“文化”怎么就能代表整個人類文化呢?好在很快在我們這個考古學專業所在的人類學系的人類學概論課程就給出了答案: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是超越人類肉身適應環境的超級復雜系統,僅獲專業人員認可的定義就達200多個(美國文化學家克虜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文化:概念和定義的批評性考察》一書,即收錄有西方學界關于文化的160余個定義),其中物質文化是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因此考古學在西方往往被稱為是人類學的四大分支學科之一。其實早期人類的物質遺存能留存至今,不僅僥幸,而且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相當簡單、貧瘠,最早可以傳達人類心意、記錄人類行為的文字只有五六千年(西亞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然而,認識人類及其文化,在早期除了其自身的化石遺存,再就是古人所能留下的一鱗半爪的遺跡和遺物了,這些考古遺存、器物組合(即所謂的考古學文化)就是極其寶貴的研究對象和文化遺產了,用考古學研究文化、研究人,就頗有管中窺豹、隔靴搔癢之感。

當然,從最廣大時空范圍內觀察研究人類文化,考古學家從不缺乏雄心壯志,新考古學派將人定義為自然與文化雙重適應的動物,將文化定義為人類超肉體的適應方式,以人工制造物為代表,并試圖從這些古人遺留的殘缺不全的盆盆罐罐、竹木金石中,透視人的行為、社會、精神,尋找文化演進的動力學法則。1990年前后我也曾經為此一宏大理想而癡狂,加入向國內翻譯引進介紹并實踐新考古學的行列,在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先生指導下,籌劃班村遺址多學科合作發掘與研究的實驗。不過,我還是越來越感覺到,考古遺存背后的文化意義實在是太復雜了,認識人也太困難了,上百萬年的長時段鏈條和考古學建基于物質性的敘事觀察分析優勢也未能讓我們真正把握到多少人類文化的動力學法則,盡管借鑒了幾乎所有其他學科的方法和手段,作為人文學科的考古學也仍然缺乏自然科學那種精確性和預測性。

隨著后來我離開考古一線出國訪學,從事民間文物收藏和博物館事業管理,以及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及傳播等工作,又接觸到了古代遺存在考古學之外的一些文化與社會含義,認識到不僅過去的遺存如何揭示古人的文化是一大學術難題,在現代文明中如何處理它們以推動文化進步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同樣是重大而棘手但又無法回避的復雜問題。作為考古遺存的人工創造物不僅曾經助力人類超越自身的局限,攀緣上自然金字塔的頂端,也通過文化實現了人與人的生存合作范圍與秩序的拓展,構筑起復雜的文明社會,最終創造了一個自然之外的人文環境并棲息其中,人本身就是自然與文化雙重演化的結果。因此,人的繼續發展不僅需要自然的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更需要文化自身的繼承創新與不斷完善。因此在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本學術性小冊子《考古與文化》時,我即試圖將這些都歸結為以一種以文物為對象、以文化為統領的整體性思考和探索,希望能夠由物見人,比較系統地探索物人之間的關系,以及文化傳承發展的奧秘。

又是20余年過去了,總結我所涉獵的考古、文博管理、遺產保護利用與傳播等不同領域之所得,漸漸積累起了一個小小的隨筆性書系,我覺得大致上可以稱之為一個以文物為媒的“文化探索三部曲”。其中《考古與文化》(2012年中華書局出版續編)側重于從古代發現文化,源源不斷地將以文物為載體的古代信息搬運到現代社會,融入我們的知識體系和歷史記憶;《博物館與文化》側重于用文物作為符碼來向現代社會展示、表達和溝通古往今來的文化信息及有關問題,文物不僅可以讓我們重建過去,也是今天不同人、族群之間開展文化對話和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文物與文化》則更多是關于在一個復雜的現代文明場域中處理古代遺存及其作為一種現代職業存身之道的一些思考,即通常所說的文物的保護和利用問題。

古人的文物遺存,穿越千萬年進入了今人的視野,甚至在博物館那樣的文化殿堂里盛裝與觀眾見面,在熒屏上如同明星一般與各色人等神交、對話,不僅延伸著我們的歷史記憶,也重構著相互的情感認同和人文素質。即便經歷了如此幾個不同的領域與學科,我感覺我們從中所窺到的文化也仍然如同考古出土物一樣,既豐富又零碎且缺乏系統性,在很多方面都尚未觸及到古人的本真,以及利用文物中的信息與價值進行文化傳承和建設等根本問題。所以,這些文章都基本上仍然是屬于文博圈里的自言自語、自彈自唱,只是自己有些敝帚自珍而已。

不過,生在一個文明古國、文化大國,我堅信這些尋找與探索的重大意義。人集中了大自然的一切精華,在揭示天地萬物奧秘、利用和改造乃至創造環境的同時,過去走過了一條怎樣的路?還應該怎樣走下去?可以說這一直是人有了自我意識之后的時代天問。中華文明作為一個區域性傳統能夠保持數千年根脈未斷,可以說是人類文化百花園中的一朵奇葩。從人類打造了第一塊石器開始,多少文化興起又衰落,多少文明照亮過人類心中的希望又在人類自戕的災難與血泊中如曇花般墜落。中華文明從馴化家畜、栽培小米(包括黍與粟)與大米開始,就在東亞這塊土地上持續不斷地辛勤耕耘,在整個農牧文明階段基本上一直挺立潮頭,民族、語言、文字、文化基本上一脈相承,且兼容并包,內修外拓,不斷發展壯大,經過村落、部族、邦國、王朝、帝國,一路邁進到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共同體,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了不計其數的發明創造和生存智慧,現在自身又處于與工業和信息文明的碰撞中跌跌撞撞急速從傳統向現代嬗變的中途。因此,在中國從事考古文博是一種切身的幸運,也是一個獨特的觀察窗口,以自身民族的歷史過程和寶貴經驗對文物、文化遺產進行科學挖掘、認識和處理,不斷回望來路,反省初心,校正目標與道路,在當下混亂的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技術、社會以及價值觀念探索中,顯得尤其具有啟發意義。

因此,我不揣冒昧,在一些編輯朋友鼓動下將相關文章結集出版,就教于方家。

人本同源,四海之內皆兄弟。無論古今中外,文物都折射著人類文化和歷史脈絡中的智慧之光,以文物為代表的文化遺產不能吃不能穿,卻是聯系過去、現在、未來的紐帶,也是聯系中華民族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紐帶??脊?、博物館做的是打撈過去的遺珍、架起古往今來人類交往交流和相互理解之橋梁的工作。誠如習總書記所說,為了人類共同的命運,我們要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讓更大更強的文明之光照亮我們的心靈和前行之路。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透過文物身上厚厚的蒙塵,在這個粗糙的三部曲之上再加上一本《文化與文明》,讓文物與文化釋放出更多的文明之光來。

(《考古與文化》,文物出版社,1998年;《考古與文化(續編)》,中華書局,2012年;《文物與文化》,故宮出版社,2010年;《博物館與文化》,中華書局,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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